我国考古学家在距今9000年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家犬的遗骨。上海曹楚才先生撰文，早在远古之时，我国先民已完成了对犬的驯化。并将各种犬分为三大类，一类叫田犬，二类叫吠犬，三类叫食犬。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伏羲之八卦，已将犬包括在良卦之中，主张众民养六畜，即马、牛、羊、鸡、犬、猪。至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民养犬已极为普遍，且颇具规模。周朝时掌管牲犬之官，称为犬人，其组织机构甚为完备。据周礼秋官司寇之犬人（既掌管祭祀的犬牲，还担任相犬的任务）云：“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六人”。犬人掌管犬牲，凡祭祀共用犬牲，用拴物，伏座亦如之，凡几洱沈辜，用可也，几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逸周书》。
其中，藏獒已由当时广泛居住和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古羌人的不同部族，今藏民族的祖先）培育成功。据《尚书?旅獒篇》记载，周武王统一中国后，有西旅献獒。周武王的史记官员太保作旅獒篇：“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西旅底贡藏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这是最早有关的史记载。公元前n世纪，武王灭商后，建立周朝，定都丰镐（今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足见育成历史的久远。文中的西旅，主要指当时居住在西北边睡的少数民族，可能是古羌人的一个部落。另据《逸周书》记载：“渠臾以渠犬，渠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查询注释，渠臾即西戎的别名。对西戎有两种推断或解释，其一指西旅。谢成侠先生在《中国养马史》第六章第五节《西藏早期的养马概况》中叙述，关于西藏“在古代最不清楚，总认为那是以养羊为主的西戎部落散布的地方。……只知道祁连山南部草原上有西戎名骑马部落出没其境，……这也是由于在这世界脊梁的崇山急流所险阻，长久闭塞所致。”其二，西戎即犬戎，很明确，犬戎是藏族中的一个部落。据《宠物世界》1995年第二期，朱积孝撰文“中国的狗文化”,说明藏族中有以狗为族名者，如犬戎。……犬戎多次与周王朝发生战事。因此，可以进一步明了，商周时期，我国藏民族已培育出了今天的藏獒，而且该犬为露天饲养，能飞食虎豹，足见凶悍无比。如此凶悍，自然非同一般。《尔雅?释畜》中有记载说：“捡、猖猜犬，四尺为獒。”而《博物志》有载“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晋灵公有畜狗，名奖；韩国有黑犬，名虚，犬四尺为奖”。说明周以后，藏獒已广为帝王将相所豢养。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嗽使奖欲杀良将赵盾，赵答道：“君之奖，不若臣之奖也”。可见，在春秋时代，藏獒就早已传播开来。特别是藏獒的价格也不断上扬，所谓货真价实。据《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记载，“何定使诸将各上葵犬，将皆千里远求，……犬至直数十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一犬一兵，养以捕兔供厨”。
据史料记载，我国元代养犬已正式服务于军旅。《元史》记载：“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以狗供役之释站也”。在大量征集狗服役时，统治者自然不能轻视藏獒。《宠物杂志》1994年第四期，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子清、孙丽华撰文《中国犬文化发展的轨迹与促进养犬业的管理良策》记述：“成吉思汗远征亚述人、波斯人和欧洲时，曾征集大批西藏神獒服役军中，公元1241年远征军班师回朝，小部军队驻留欧洲，携带犬、马等也随军羁留疆场或流落异乡，使我国藏獒与当地犬种杂交，成为国外许多大型名犬，如马士迪夫犬，大白熊犬，纽芬兰犬等的祖先。从这些犬种的外部形态特征、习性看来，它们蕴藏有我国西藏神獒的遗传性是无疑的”。
清乾隆年间，陪同西藏班禅大师东进的清政府驻藏都统傅清进将1只西藏神獒带到北京，立即引起朝野轰动。朝野上下都为该藏獒的英姿、气势而赞叹。为此在清王朝供职、专为乾隆皇帝画像的意大利画家朗士宁受乾隆旨意，为该神犬作画。画中藏獒遍体通红，气薄云天。该画卷因之而为世界名作，现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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