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亳州涡阳的一名农民，一直以来，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得知您长期致力于农村方面矛盾问题的研究，在此谨致于您崇高的敬意。作为底层群众，入林闻鸟声吧，我一直在观察农村社会的世事百态，同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

作为高层，不可能尽知农村的真实问题;作为基层官吏，为数不少的官员不可能具有良知与正义的责任感去真心的解决农村问题。所以，请您将来能够按地理区域、经济发展类型等指标就农村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典型抽样调查，以“时不我出，苍生何如”的使命感，形成一个既具有代表性又能反映农村存在的真实问题的调查报告，通过某种渠道转呈高层或有关部门，以期高层能够就农村问题对症下药。

出于对您学术与正义的信仰，也出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朴素观念，在此就农村几个方面的问题致信于您，谈谈我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恭请垂鉴。

一、 农村选举：一场貌似自由恋爱的婚礼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干部的选举，真实的说就是走过场、搞形式，其实质是上级任命，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常识。村里连召开选举大会的号召力都没有了，召开选举会的日子连一半的村民都不能去村部现场，只有镇村干部抱着票箱挨家挨户的找村民投票。有的村民说，随便划，谁当都一样;有的村民说，还不都是镇上任命好的，找我们不过是形式……村民选举的漠视对于镇村干部都是绝妙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在村民的随意下随意勾划意定的村干部。所以说，村干的选举会不过是一场粉饰上级意定村干的婚礼，为此虚伪正名而已!

二、 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学校公办的不如民办的

近十年来，农村私立学校雨后春笋办的应运而起，这其中有农民工外出需要小孩寄宿的原因，更有公办学校教育质量急速下降的原因。有的农民外出，出于省事的原因，把小孩送进镇上或者县城的寄宿学校，当然也有出于能学好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能看透时局的农民，为了小孩能够成才，不得已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因为他的意识里，私立学校才能教的更好。当然这无形之中，加重了农民的教育负担：一个小学生私立学校的学期费用是2500元左右，一个初中生私立学校连同生活费的学期费用是10000元左右，好端端的公立学校零学费却没有高收费的私立学校有号召力，这究竟是悲愤还是嘲讽?究其原因，公立学校老师见面聊天的话题是：工资啥时候该涨，管他学的好坏，我们工资又不少一分，只要不出事;私立学校老师见面聊天的话题：这次班级平均分名列多少名，奖金可以多拿多少。农民相信私立学校的原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私立学校老师好好教。

曾打算就此问题致信来自社科院的崔市长，在全市开展校长选拨改革建议：以乡镇学区为单位，每学期开展学业质量测评，后三位的校长实行末位淘汰制。而不是现行的中小学校长为好中心校长，中心校长为好教育局长就能当选的畸形怪圈。考虑到人微言轻，崔市长也不一定当回事也就罢了。自古权责对等才是合理的，而我们的公立老师的责任就是在校期间不出事。农村的公办校长只是求和，只是保位子，哪来的公立教育质量?

三、农村低保：究竟都保了谁

农村低保作为一项德政惠民工程，居然也成了基层干部舞弄权力优亲厚友厚自己的利己工程。近二三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查处基层攸关民生问题的贪腐行为，县级民政部门才下决心多渠道多方位查处农村低保问题，估计纠错率目前能达到80%，这已经是很庆幸的事了。前十几年来，农村低保80%的比例保了镇村干部的亲戚朋友，如果政府有决心，通过往年银行转账记录核查一下这些年来低保都转入了谁的账户，结果自会揭晓。这些年来农村低保大都保了不该保的人。

四、 农村涉法涉诉：首要想到的是找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涉法涉诉案件与日俱增，按照唯物史观，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近年来，婚姻、交通、经济案件已经发生到每个村落，而在涉及法律层面上，农民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很显然，这是因为关系在法律面前还是起作用的，人治还是大于法治的。有时双方当事人找关系时居然找到同一个法官，可想而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曾亲历一次作为受害者的交通事故，我找了两次受理交警，交警都说对方不得闲。一万个想不通，处理案件居然还要等肇事方有空才能处理，真实的天大的笑话!鉴于农村涉法问题上大家都在找关系，说明基层执法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但往往最需要治理的是他们执法部门。

五、农村官员：述而不作

毋庸讳言，农村为数不少的官员并无根本的开创性工作。常年下来，就是不停应付检查，学习上级文件，他们的工作就是传达，几乎不曾真正落实过。依然是求保乌纱帽的心态，任期内只要不出大事足矣。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捞取一些经济利益还是必须的。诸多的村官，目光停留在农村集体资源的处置，从中谋利是其热心的根源。我所知悉的一个村官，把村上的鱼塘、自留地以10年的期限承包出去，林木能卖的也都卖了，从而取得50余万的村收入，再进行村改造建设。一个村官能干几年都不知道，居然把村里的集体资产出租10年，实在有些自不量力。有时候，述而不作还算幸运，就怕他述而乱作。

基层反腐停留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状态，去找镇长反映存村庄的问题，去找县长反映镇长的问题，得到处理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他们上下级关系存在功过关联、甚至是利益关联。至于，有没有贪腐，根本不需要纪检调查，明眼人都知道，因为基层官吏的合法收入与其相对高端的衣食住行明显不符。有时候，村民去反映一个有问题的村干部，不仅没得到处理，反而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去反映问题，主管部门一定要个人拿出证据，作为个人调查取证是很困难的。网载，王岐山书记同福山学者的一次谈话，涉及过这个问题，王岐山书记说，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即时的找到实证。

……

涡阳的农村如此，我想，这是无独有偶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具有一定代表性，很多基层官员对上只是报喜不报忧，谈成绩不谈问题。农村作为广阔的空间和人口存在，施政的方向应该着力于农村。但如果长此以往，农村和农民将如何，延而申之，国家将如何，尤值深思。

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抵触欧美的社会思想，日本作为托亚入欧者，对他们思想的抵触概莫能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这三个层面的顺序应该是先是心灵的改变，然后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才是经济的改变。我觉得解决我们农村问题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是挽救以个体存在的社会心灵。诚如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问题。晚清重臣曾国藩说，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一个作为社会属性的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在进行社会行为的时候不要以一个演员的心态行事，而是内化于心的带有一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心态去行事。这样，农村才能不会向下，国家才会向上。

作为执政者和国家，解决农村乃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铸造人民的良知。不沉湎于过去的是非，不畅想于未来的美丑，只有立足于当下铸造我们的良知。

一位农民

2016年5月15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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