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工”转型是最艰巨的任务。能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一个对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大问题。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农业补贴必须坚持以价格支持为基础；

建设以农民的小农地权为主和适度规模经营为特色的现代农业；

消除区域性户籍障碍，将“农民工”群体逐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加快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建立“大型超市—农户”直接对接的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

加强对农民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改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平等义务教育权利。

“三农”工作是我国“重中之重”的定位。曾经去过日本，研究过日本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工”转型问题的做法，感觉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属于典型的农业资源稀缺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和我国现在一样面临着“三农”问题和“农民工”转型问题。但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惊讶地发出“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的疑问，在日本每个大都市里面都看不见“农民工”独特的身影。日本是怎么解决“三农”问题及“农民工”转型的？

-日本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做法-

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针对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出后，池田内阁于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等一系列法规，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一)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基本法》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时，通过政府采购手段来保证农户获得最低价格。日本政府规定的大米收购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更是高于美国米价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1960—1969年，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到了1970年，日本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得农民买得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和一般耐用消费品在农村普及，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这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二)采取差额补贴与安定基金相结合的办法，大幅提高对农业的补贴。

对农业的政府补贴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10年翻了4倍多。差额补贴与安定基金是日本农业补贴的主要方式。如对大豆、油菜子、牛奶、乳制品等实行差额补贴制度，对生产者保证价格与市场购销价格的差价政府直接给予补助金；对蔬菜、鸡蛋、加工用水果等实施安定基金制度，其与差额补贴的区别在于，安定基金由政府、农户、生产者团体、畜产振兴事业集团等按一定的比例共同出资组成，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由安定基金支付差额部分；对肉用仔牛、仔猪采用差额补贴与安定基金相结合的支持措施。

(三)转移非农人口，推行以农民的小农地权为主的现代农业。

日本通过小农地权、农协组织与政府保护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三位一体”农业制度结构：通过农协将分散的小农地权组合并流动起来，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据统计，自1960年开始，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形成了40%农户充分就业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获得了大量的现金，切实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

(四)发挥农协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

日本农协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以共同组织生产、进入市场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日本99%以上的村民都加入了农协。日本农协的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了日本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具体来说，日本农协有五个方面的职能：

一是落实农业政策，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纽带桥梁。

二是生产及购销服务职能。日本农协供给农民的生产资料占农户总购买量的74%左右，农民通过农协销售的农产品达到了农民年销售额的90%以上。

三是金融服务职能。20世纪50年代，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向农业的贷款占到65%，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是技术教育培训功能。派出为数众多的“指导员”深入农家地头，介绍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是日本农协的独到做法。农协还设有专门培训教育部门，对农民进行技术和经营技能教育培训。

五是社会服务职能。日本各地的农协一般都设有医疗卫生服务部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还设有文化中心和生活中心，提供农民需要的各项服务。

-日本“农民工”转型的主要做法-

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民工”问题也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日本“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是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作，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日本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

(一)实行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

日本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的移动自由。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发展。

(二)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住房。

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进行保障住房的制度。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这使“农民工”安居有了保障。

(三)采取全民保险制度。

在日本，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四)对“农民工”子女实施平等的教育制度。

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转迁城市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1955—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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