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严小龙教授
谢 明
天昏地暗，窗外下着瓢泼大雨，上苍仿佛也在为其英年早逝而痛哭！黄昏时候，一边阅读着《阳江日报》关于严小龙教授离世的报道，一边含泪追忆这位20多年前结识的同乡。
那是1989年，我在广东教育学院进修。在中大读研究生的阳春友人余洪波经常到我处谈经论道，时常会骄傲地提起我们的老乡———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在华农任教的硕士研究生严小龙，言谈中，他总是叹服其出众才华和拳拳的爱国之心。严小龙于198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获植物营养学硕士学位时，完全可以留在当时人人向往的美国生活、工作。但是，母校老师的一封信，却改变了其一生，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母校华南农业大学，当起了清平的教师。要知道，当时的留学研究生是何等的奇缺，是何等的吃香，又是何等的令人羡慕！
在一个秋日艳阳的日子，记得是星期天，余洪波带我等几个阳春学子一起到华农，结识了心仪的老乡。
初一见面，我即怀疑自己看错了人。这哪像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啊！--———朴素得像个农民，身上甚至还有泥土———他说刚从学校植物园育种回来。但那双坚毅、进取的眼睛，那张仁爱、宽厚的脸却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他还不善于言谈，见了几个老乡，甚至有点手忙脚乱。在他仅仅十多平方的小房里，堆满了书籍，连坐的地方也十分拥挤。简陋的家具全部挤在走廊里。
我们首先聊起了我们的家乡阳春。在言谈中，我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文革中，严小龙兄妹曾跟随他们因“出身不好”被下放到松柏镇的母亲,在乡下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那时，一家六口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过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尽管如此，严小龙的母亲还经常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米、一点盐之类的食品去接济比他们还要困难的农民，还不时用家里一台旧缝纫机无偿地帮助农民们缝缝补补。从母亲这种助人为乐的美德中，严小龙懂得了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人世间还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神上的富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和彼此信任。我们还聊起了家乡的“美食”———吃大豆、泥烤红薯、炖狗肉……因为我父亲也是乡村教师，相似的少年饥寒交迫的经历，很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大家渐渐谈得热闹起来。严小龙说起最喜欢吃家乡的大豆和豆腐时，对家乡的怀念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他说，松柏多是黄土地，贫瘠，致使大豆的产量十分低下，有时想吃上一顿炒豆下粥也不容易。他说，就在那饥饿的时代里，自己就朦朦胧胧地立下了志向，研究粮食，研究大豆，让大家都有机会吃得饱，吃得香，吃得好。
看到他住房窄小，生活清贫，自然，我们也问起他为何放弃留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当穷教师。说起这事，他倒是笑得十分坦然。理由也很简单：母校需要我，这里更适合我，我就回来了。刚回来时，学校考虑到他这样的特殊人才，想从行政上培养他，让他当校长助理，刚当了几个月，严小龙就辞掉了。那时他正在同时攻读几个博士学位，只想一心一意地搞学术，专心致志从事植物营养遗传学和根系生物学的研究。
严小龙的生活十分简朴，房间里只有几套换洗的衣服，不少都粘着泥巴。一位不更事的女老乡笑他邋遢，他不好意思笑笑，说，反正要经常去地里干活的，没啥所谓。午饭时，他请我们到食堂吃饭，记得连饭盆也不够，他赶紧到邻居处借了两个。
午饭后，他径自带我们到了其实验的生物园。一进园子，就像母亲好久没见自己孩子一样———其实他一个多小时前还呆在这里———摸摸豆苗，抹抹树茎，捋捋叶子。他还特别对我们说，在生物园走路要轻点，太重了，会压坏这里的花草，尤其会伤及植物的根。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过对植物那么深情的男人！那时我就想，此人将来在植物学肯定会有大建树。
此后，我们几个老乡，周末经常会到华农聚聚，与他聊聊家乡，聊聊大豆，聊聊小草，当然也聊聊爱情。他对大豆小草与对家乡、对爱情一样情深，仿佛世间一切生物都有生命，都有灵魂，都值得关爱。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到一点那种张狂、自大、傲慢、浮躁的影子，相反，他总是那么谦逊、随和，在无关大碍的小事上从不与人计较，更不会议论同事，贬损别人，不彰人丑，不扬己美，誉不足喜，毁不足悲，淡泊名利，超然于世。与他交往日多，受其影响也越大。那时，我们都把他当作楷模，当作榜样，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坐标系，暗自下决心，要像他那样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活出人生的光和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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