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律侯
农村那些又脏又臭的猪屎、大粪（人粪）也要标包？看了文章题目，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除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一段时期），阳东地区农村的标猪屎、大粪就颇“盛行”，并形成习俗。
农谚云：“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这里所说的“肥”，显然不是指时下农民兄弟使用的尿素、碳氨、磷钾肥、复合肥……商品化学肥（因60年代前，化肥大都靠进口，一般农民根本用不上），而是人畜粪便、草木灰及塘泥、巷沟垃圾泥之类的“农家肥”。因此，积集肥效较高的人畜粪，确保庄稼生长好，是农家的头等大事。民国时期，在漠阳江畔的阳东地区，一些村场规范、人口较多的村庄，每每由集体（解放前设立的“尝”和解放后设立的经济合作社）出资，在村的四周筑围墙、设栅栏，以防止各户散养的生猪跑出村外破坏生产，且便于统一收集猪屎，一举两得；在村中的角落或村边修建木板粪坑厕所（俗称“屎粪麓”），以解决村民的拉撒问题，大量收集人粪便。与此同时，为不致使某些村民随意侵占村中的猪屎、大粪，“两粪”的标包“制度”就应运而生。
标包猪屎、大粪的方式与程序，与当今竞投某种标的物大致相同。现以阳东那龙的甲垌、那栋、亨垌村为例，这些村庄民国期间已实行猪屎、大粪“标包制度”了。那时，标包这“两粪”，是由村民推举出数位在村中有威信、办事公道的中老年人组成“班子”主持。这个“班子”预先根据“粪源”的实际拟订出标包方案，比如标猪屎，通常每5天为一周期，标大粪每10天至半个月为一周期；每半个月或一个月进行一次集中投标。标包一般在晚间进行，之前由一人拿着大铜锣，穿走各巷道，边“当、当、当……”敲起来，边大声呼喊：“今晚在××（地方）标猪屎大粪啰！”广而告之大众。
在标包“两粪”过程中，井然有序，标完一项到另一项，标完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竞投的方式，有用白纸条书写的“暗标”和以口头报标价的“明标”两种，都不需要放押金，待早、晚两造收获后，以稻谷缴交中标的“粪金”。投“暗标”者，当然是些识字人，在方寸的纸片上写自己姓名及每期每项标金稻谷×斗×升；投“明标”，亦称“喊标”，则要等主持人收集齐全“暗标”后，再由参与竞投者依次“喊标”；每“喊”完一标，由记录人记其姓名及所投“标金（谷）”的数量。开标时，“明”、“暗”标一起统计排次序，出价（指稻谷数量）高者中，谓之“中头标”。若果“头标”当场弃权，则由“二标”顶上……。每期竞投的场面都非常热闹，围观者众，还常常出现一些人在标中写错别字的趣事，如那龙某村村民一次在“猪屎标”上写道：“某某嫖（意写“标”字，即左木右票的繁体字）猪屁（屎）十月谷三斗二升”，三山某村民则写道：“某某猪屎损（捐）谷二斗五升”，皆当场令人捧腹，哄堂大笑，两人后来还各得了个“嫖猪屁”和“猪屎损”的雅号，在当地叫开了。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千百年间，农村养猪的饲料多以番薯藤叶等粗饲料为主，猪拉出的粪便特别多；同样，村民吃的每天几乎脱不了番薯，民间有句不甚雅的俗谚，曰“番薯屎，芋头屁”，所拉的就不用说了。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回忆，那时如果一条有七八百人口、散养有一百几十头生猪的较大村庄，每年标猪屎、大粪所收入的稻谷，少者十余石（1石相当60公斤左右），多则二三十石，是相当可观的，因此村中的“尝”便将所收入的稻谷转卖折款，在每年年末及次年“春分”祭拜土地神庙时，买它数头肉猪宰杀，按村中的人口（有的按男丁）把猪肉平均分给各户过年过节。村中一派喜气洋洋景象……此习俗延至解放初的土地改革时期。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期间，曾一度提倡农村社、队集体养猪，普遍建猪舍圈养（公社化初期有的地方还利用山洞养猪，后失败），私人散养生猪几乎没有，村中的猪屎不用标包；至于“屎粪麓”，仍由村中的生产队轮流管理。至60年代初，国民经济经“大跃进”挫折后开始调整、恢复，农家散养生猪也就多起来，于是，由生产队轮流派专人拾猪屎和管理公家的“屎粪麓”。农村体制改革、分田包产到户是80年代初，再次获得土地使用管理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亚于土地改革时期，尤其是不怕苦不怕脏去“追求”猪屎、大粪，还时不时为此发生争执。于是，已废止30余年的包标“两粪”习俗，又恢复了。不过，标包所收入不是以前的稻谷，而是现金货币；所收入的款不再是买猪宰杀分肉给各户，而是用于村场建设及文体活动经费开支。
80年代中期以后，农户圈养生猪蔚然成风，还涌现一批养猪专业户，多在村外鱼塘边办猪场，猪粪便流入鱼塘肥鱼。此时，在村中难寻散养猪的足迹。再说到厕所，由于在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中，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外出经商务工，迁居城镇。种田人锐减，他们对肥料的观念也转变，不再“老土”，使用的大部分是轻便、干爽、不太脏的化肥，“屎粪麓”里的大粪也就不再“受宠”了。至此，千百年来阳东农村的标猪屎、大粪的习俗，也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点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