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若，广东潮安人，1924 年出生。1945 年5 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1947 年到东江游击区工作，历任粤赣湘边纵队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珠江地委政研室城市组组长、中山县土改工作队队长、中共东莞县五区工委书记。1953—1966 年， 历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1966 年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1971 年后任中共湛江地委常委、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4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运动办副主任。1975 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1977 年任中共湛江地委书记。1982 年12 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1985 年7 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90 年5 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昨晚，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林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89 岁。

林 若同志在担任广东省委领导期间，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和山区建设，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认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为让读者了解林若同志的工作历程， 追忆林若同志的生平点滴，本报特意编发《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林若访谈录”部分（采访者：叶文益、王涛、师春苗，采访时间：2007 年12 月）。

在开拓创新中赢得新发展

———林若访谈录（节选）

支持湛江农村包产到户

采访者：改革开放初期，您是湛江地委书记，当时，湛江搞包产到户从全国来讲是比较早的、比较活跃的，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 若：20 世纪70 年代末， 湛江地区的农村就开始搞包产到户改革， 我作为湛江地委的主要负责人， 直接经历和支持了这场改革， 现在回想当年， 仍然觉得波澜壮阔，心潮澎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政策相对宽松， 部分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急切希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不管政策允许不允许， 上面同意不同意， 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在湛江地区是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不搞包产的和包产到户二者产量对比， 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1979 年全区有2 万多户，到1980 年上半年增加到6 万多户，在全区到处冒烟，大有燎原之势。

主客观原因都有。客观原因是“穷”，“穷则思变”嘛，穷的时间长了，群众就会思索突破这种状况的方法。主观原因是，部分基层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呼声，积极大胆推行包产到户。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是一条在现阶段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好路子。

为什么解放20 多年了，生产还是发展不起来， 农民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大量的事实表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是阻碍农业生产的根本原因。广大贫困农民早就不满这种经营体制了， 在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时， 群众会自动起来突破旧的不合理的框框束缚。大体上的规律是最穷的队最先突破，接着是较贫困的地方，最后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

采访者： 当时从省里到基层的各级领导是怎样看待搞包产到户的？ 矛盾和争议大不大？

林若：大家的看法很不一样。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包产到户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作为地委书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还不能在全区普遍号召大家这样干， 大面积还是按照省委的部署， 声称只能搞包产 到组，但允许各地愿意试行的可以试行。

当时，我心里想，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这也说明省委领导对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 需要一段时间和不断实践才了解到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穷则思变的创造力， 证实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这一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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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10 月， 林若在赴京出席十七大的飞机上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尹安学摄（资料图片）

身体力行造林绿化广东

采访者：您担任省委“一把手”后不久，就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出台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林若： 这要从广东的林业发展状况谈起。历史上， 岭南一带森林茂盛。但经过1958、1968、1978 年三次大砍伐， 到1985年， 全省1．5 亿亩山地中仅剩6900 万亩森林，而荒山荒坡却有5000 多万亩，超过了全省山地总面积的1 ／ 3，森林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河道淤塞，农田被毁，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解放后，广东的水土流失面积以每年140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到1985 年，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2 万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全省总面积的7％。1940 年前后，我在兴宁、梅县读书，从宁城可以坐船到梅县，而现在不行了，宁江已经断航，梅江也只能在梅县下游通航。

1985 年秋，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先后到10 个山区县作调查研究。山区只有通过造林绿化，消灭荒山，培育资源，开发资源，走治山致富的路子，才能最终发展经济，振兴山区。再说，森林是在我们这一代被破坏的，也应由我们这一代恢复起来，偿还历史的欠账，造福子孙后代。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和想法，1985 年，广东省委新班子成立后， 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

采访者：为了实现这个决策目标，省里采取了哪些硬措施？

林若：这项任务的难度很大，完成它真不容易呀。我们可是啃了不少硬骨头，采取了很多硬措施的。

一是做好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有些人认为林业生产周期长，有些人认为造林绿化成效慢，不容易看到成绩，消极对待。为了扫除思想障碍，每年召开全省山区工作会议都把造林绿化作为重要议题之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使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造林绿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是实行领导办点责任制，通过点的突破，推动广泛的群众造林运动。决策做出后，我以为会很快掀起造林高潮。谁知，1986 年春我下乡检查，从广州一路向东走，眼前所见，许多地方没有什么动静，冷冷清清，造林的势头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有些地方种了树，但不管死活，成活率不高，甚至有些地方栽少报多，做应付文章。

于是，一回到省里，我们迅速召开全省电话会议，部署领导办绿化点的工作。并提出要求：各县县委书记、农委主任和林业局长要每人选择一个荒山多的行政村作为自己的点，扎扎实实开展造林绿化，当年点上要完成造林任务， 通过办点的实践取得经验，指导当地的造林绿化工作。这就是当时群众称的“三长”办点(从1988 年开始，各县县长也参与，“三长”办点变成“四长”办点)。

领导带头办点，虽然面积有限，但效果好，质量高， 对群众造林起到了比较好的示范作用，增强了群众造林的信心。同时还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三是制定奖惩机制，发挥“黄牌”效应。

由省统一制定奖惩办法， 每年组织一次实地检查评比活动。对造林绿化有功者，表扬嘉奖，晋升工资；对造林绿化不力者，出示“黄牌”警告，提醒注意。检查结果公开登报。

从1986 年到1990 年，广东共组织了五次造林绿化大检查，年年兑现奖罚，共通报表扬了93 个造林绿化成绩优异的市县，给17 位表现特别突出的县委书记晋升一级工资奖励，对18 个问题较多的市、县(区)“提醒注意”批评，对一个县级市给予“黄牌”警告。

与此同时， 各县也组织对乡镇的检查评比，表扬奖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也撤换和处罚了一批不称职或失职的干部。这种在报纸上公开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震动很大。

四是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实行“造、封、管、节”四管齐下。增加森林蓄积量，既要开源，即造林种树，封山育林，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又要节流，即加强管护，限额采伐，改燃节柴。如果只开源不节流，过度砍伐，森林蓄积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也是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的一个重要原因。1985 年开始的大规模造林，强调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实行“造、封、管、节”四管齐下。

五是把造林和种果结合起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讲实惠的，单纯的造林绿化尽管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在经济上不合算。为此，我们引导农民摆脱传统林业观念的束缚， 把造林同种果结合起来，以短养长，走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的路子。按照这条路子，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水果生产基地，生产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效益高，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在造林绿化上，广东省的决策，思想动员，领导办点， “黄牌”效应等，不仅在广东家喻户晓，反应热烈，而且引起了许多省区的关注和兴趣。吉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或直接向广东省委发来函电， 要求广东省向他们提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以便学习和借鉴。

广东造林绿化取得了重大成就，1991 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广东“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称号，树立了一面造林绿化的旗帜。1993 年，全省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年实现绿化目标，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采访者：对于造林绿化，您下了很大的决心，曾说“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我死不瞑目”；但外界有人对此横加指责，说您党政不分，越俎代庖，您觉得委屈吗？

林若： 广东刚开始制定“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目标时，社会上是有很大怀疑的。但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作为省委书记也是有决心的， 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我死不瞑目。当时，各级党政领导都亲自抓林业。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外界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在1988 年1 月接受来自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我说：造林绿化难度很大，需要很大的决心，很大的魄力，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才能进行。在现行体制下，光靠林业部门一家，孤掌难鸣，需要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才行。我甘冒党政不分这个风险， 人家爱批就让他批吧， 抓出成果来再说。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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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省山区开发建设

采访者：您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山区的开发建设， 您为何如此重视山区的建设呢？

林若：广东“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山区开发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珠三角地区和沿海一带发展快，粤东、粤西、粤北等许多山区发展很慢，差距甚至越来越大，这带来不少问题。于是，我主持省委工作以后，非常重视山区工作，希望山区经济能够尽快上一个新台阶。

采访者：您经常到山区市县进行调研，听说珠三角地区的同志都怪您“偏心”，是这样的吗？

林若：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山区工作也是这样，只有多到山区、基层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全面熟悉山区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我经常争取多跑山区，有时还下到山区的场、队、管理区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与山区的干部群众共商治山致富大计。

采访者： 广东山区开发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回过头来看，您觉得山区开发建设应当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林若： 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正确认识山区优势，走治山致富的道路。山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山多。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山区县对山区的这一优势认识不足，照搬人家“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的经验， 盲目经商办厂， 遇到挫折则埋怨山区穷，没有出路。面对这种情况，省委鲜明地提出山区“希望在山，潜力在山，致富在山”的口号，并以极大的耐心， 用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的办法，帮助山区干部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山区，引导群众致力于开发山地，发展种养业，改变山区面貌。这样扎扎实实地开发山区，表面上看好像发展慢一些，实际上是快而不是慢，只要把基础打好了，就会形成山区经济良性循环的大气候。

从山区办工业的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看来，今后办工厂，上项目，不要轻易由政府来办。谁有钱，谁有本事，就让谁干，一定要从山区的实际出发，选准项目。

其次，是关于山区盲目搞“经济开发区”的问题。这也是不太正常的现象，是“过热”的一种表现。所谓“过热”，是指不顾当地的客观条件，盲目攀比，争着铺摊子，上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论证，不讲需要与可能，凭着不切合实际的主观愿望，把摊子铺得大大的，到头来却因缺资金、缺技术、缺配套、缺合作对象而不能产生效益，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广东山区许多地方曾一度出现过这种情况， 大家一哄而起，大搞开发区，把大批资金投放进去，填了不少耕地，却没有客商来投资项目，大片平整好了的土地闲置在那里。结果，工业没有搞上去，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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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采访者：要改革，就必须要解放思想，要有勇气打破陈规陋习，当时省委是如何解放思想的？

林若： 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没有阻力和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力排“左”的障碍，防止“右”的干扰。为此，省委多次召开务虚会，举办各种学习班、读书班，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

当然，就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解放思想，主要是排除“左”的障碍。实际上，当时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那时，才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没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现在大家谈起发展市场经济，好像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在当时由于思维的惯性， 要人们一下子都转变旧观念确实是有些困难的， 还有很多人思想不解放，想不开。为此，我多次提出要破除把发展商品经济看作是搞“资本主义”的观念，纠正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分割的做法。

采访者：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头戏，涉及面非常广泛，当时省委、省政府实施了哪些重大举措？

林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非常复杂，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省里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先是给企业“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和积极性。这项经验落实到城市企业，就是让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我们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逐步放开物价，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而市场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反映供求状况，引导企业调节资源安排生产的。广东从实际出发分类推进，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逐步放开物价。1979 年到1984 年，“调放结合， 以调为主”；1985 年后，“调放结合，以放为主”；进入90 年代，实行“调、放、管”相结合，逐步实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企业”的机制。

那时，物价上涨，不仅在本地引起了一些社 会“阵痛”，而且中央和邻近的一些省份反应也很强烈。有的省甚至向中央“告状”，认为广东提价抢购邻省物资，引起当地物价大幅度上升，搞乱了市场。

面对巨大压力，省委、省政府并没有对物价改革鸣金收兵，而是坚持改革，决不后退，出现的问题力求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去解决。

这样，广东的价格改革，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也有过“先挨批评后被表扬”的经历，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信号已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供求关系，起到了引导生产、调节资源、优化组合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价格改革成为广东市场取向的“代表作”之一。

采访者：除了“放权”、“放价”，还有哪些改革的大动作？

林若：此外，就是进一步搞活流通，搞活市场，不仅使人民群众得益，也使政府从物价补贴负担日益加重的困境中逐步解脱出来。再一个是改革投资机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但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海内外客商的投资热情。广东从实际出发，克服“等、靠、要”的思想，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一方面改革投资体制，按“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办法，鼓励各地多方面集资，架桥修路建电厂，加快通信建设，在全国开创了许多先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改革财政体制，实行财政包干，这也是重头戏。从1980 年开始，省对地市，地市对县，县对乡镇，普遍实行层层财政大包干，从上到下建立起既有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新机制， 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 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为了培育财源，各地对企业不再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办法，而是采取“蓄水养鱼”、“养鸡生蛋”的政策，从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对于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省里也抓得很紧 。上世纪80 年代世界上正兴起新技术革命，引起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想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国际市场上大批资金也在寻找新的出路。省委确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立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我们改革了外贸体制，实行外贸包干，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建立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贸公司，开展代理出口；并按“贸工农”的方针，加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