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3月27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彭真怀

青壮年陆续走出去寻找新的生活，留守老人一一被时光消磨。这样的村庄早已不是个案。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规模，更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速度，这对于正在推动的大国治理无疑是个艰巨的智慧考验。

尽管离开农村的人口并没有实际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也没有享受到各方面的市民待遇，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农村空了，城里满了，一空一满之间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细微末节。

笔者呼吁，城镇化率的真正意义，是为农民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是让农村聚居点繁荣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农民受损、农业衰败和农村凋敝。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要采取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的谋略，让农民在家门口享有同市民相当的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走出一条农民生活现代化、农业生产企业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的新路子，实现城乡共同进步，提升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村庄，是中华农耕文明自伏羲、神农以来延续七千多年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农民才能读懂中国，村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浓重缩影。所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源自于此展开的大历史叙事。

当国家治理翻开新的一页时，58.8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正走在一个转折关口。笔者认为，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三组基本关系需要重新作出制度安排。这个安排里有阵痛，有迷茫，更孕育着希望。

【评中评】

如果建设出一个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的新农村，其建设的本意就被消解了：一个空置着或者老年化的农村没有活力和生机，变得“失魂落魄”。城乡均等化，旨在让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资源的配置上，逐渐平齐。在未打破现有的城乡公共资源差距前，“人往高处走”的硬道理不会变。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为农村找到繁荣的着力点，而不是仅仅意图用道德或者乡愁把农村人口捆绑在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