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作品

1965年，中学毕业的日子。

为了重寻久逝的青春，分散在各地的同学有如归巢的鸟雀，在一个约定的暮晚，纷纷栖集到一家酒店。灯影迷离。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次第展开，于是惊呼，欢笑，握手，拥抱……当年乌黑的发辫、闪亮的眸子、银铃样的朗读声哪里去了?但见苍白的鬓发、皱摺的肌肤，肥大的衣服、滞重的步履……许许多多场景如同电影镜头般化出化入，叠印在一起，不免令人心生感慨。

五十年，年华似水，不为我们留驻。那时候，我们端坐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活跃在运动场上，在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静听望瞭岭松涛的喧响，每个人都在心中描摹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并且喜欢把它称作“理想”。走出校门以后，或者经由我们选择，或者无需我们选择，脚下的道路往往把我们带向远离理想的地方。说起人生，我们都习惯使用“命运”一词。其实命运并不神秘，它是一种客观实存，只是我们事先不曾预见或事后无从索解而已。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弦歌一时，沧桑半生。

中学生的身份被改写以后，我们成为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司机、警察、国家干部，成为木匠、石匠、泥瓦匠，成为捕蛇者、鱼贩子、偷渡犯、走私者、看门人……天上地下，五花八门，而今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人。五十年前，当我们枝干青青，被采伐下来做成各种材料，输送到共和国大厦的每个角落，有多少人曾经有过“栋梁意识”?而我们每个人都承受到了整座大厦的重量，这是的确的。至今，即使我们变得陈旧、朽腐而为新的材质所代替，犹能感受到居间巨大的压力。

1

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从懂事时起，我们就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看到过斗地主的骇人的场面。入学以后，我们填写表格，开始分类。地富子女在学校是受歧视的，被同学欺负的事时有发生，他们迟迟无法戴上红领巾。戴红领巾是一种荣耀，入队宣誓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接班”的道路上，入团更进了一步，团员都是“苗正根红”的同学，是学校培养的骨干。他们比我们多出一枚团徽，佩在胸脯上红光闪闪，特别耀眼。

我们常常参加集会游行，节日时，还有大型体操表演。我们熟稔各种政治口号和政治歌曲。学校动员我们学习英雄人物，“学雷锋”就是一个学习运动。那时候，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做好事”，比如给街上的老太太提篮子，充当学校食堂的厨工等等，完后到班会上汇报。还有更先进的同学，模仿雷锋日记，被张贴到学校的宣传栏上。

五十年代，学校就有了“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我们经常到学校小农场或者农村劳动，各个班级都备有劳动工具，如锄铲畚箕之类。“大跃进”时候，我们接连劳动，夜里也要参加抢割、修水利，当时叫“夜战”。最难忘是“大炼钢铁”。我们修建小高炉，挑砖头石块，拉手推车运送铁矿石;当然还有砸锅炼铁这样无比荒唐的事情。那时，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盛期不再，“四菜一汤”很快消失了，饥饿开始袭击我们。记得有一个夜晚，全校师生给“钢铁基地”搬运砖石，实在又饿又累，几个小同学一起钻进路旁的灌木丛里歇息。我们睡了下来，想不到一觉睡到大天亮，被学校集体点名记过。

升上高中以后，来了“小四清”，接着是“大四清”。学校虽然有围墙同四周隔离开来，阶级斗争的空气却同社会上一样浓厚。有一位“右派”老师，曾经向我讲起他们父女俩的故事。在校园里，他女儿只要远远看见他，一定会绕道走开;假如周末或假日出街，也一定不与他同行，让两人一前一后保持二三十米的距离。后来，他成了“牛鬼蛇神”，女儿曾从“牛棚”的后门进来探望过他一次，没有说话，留下一张字条转身便走，上面写的是：“好好改造自己!”文革后，在他重返讲台之际，女儿却患上精神病了。不要以为青年学生不谙世事，阶级斗争的环境促使我们早熟，教会我们保护自己，对周围的同学一样保持警惕。同学A告诉我，她有一天到监狱里探望父亲，意外地发现同级的一位男同学，感到非常亲近。在回校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可是刚踏进校园，大家就沉默不语了。此后，他们相遇也不敢打招呼，仿佛是一对陌生人，在他们之间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高中正值“反修防修”时期，学校号召我们同“坏人坏事”作斗争，防止“和平演变”。团员和积极分子变得更加活跃，这些谢惠敏式的人物，有意无意间成为极左路线的保卫者。我们学会告密，打“小报告”，学会“上纲上线”，成人的一套全学会了。红卫兵的暴力语言分明从他们的父兄那里继承而来，怎么能算是他们的发明呢?

上高三时，时间逼近高考，许多同学急于做出优异的政治表现。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把我存放在木箱子里的几个便条和几封短简弄了出来，交给“四清”工作组;接着，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同俄语老师找到我，要挟我交出三册笔记本。于是，我随即成了“和平演变”的典型，受到学校的公开批判和工作组的个别审讯，并且指令按时缴交“思想汇报”，一直到毕业为止。“文革”时，我同样因了这些笔记本的连累，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而遭到批斗。

班会上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坛揭发批判我的情景，五十年过后，历历如在目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还记得?人为的阶级斗争，毁坏了同学之间的友爱关系。毕业前，据说团干部和班干部被班主任选中，协助做同学的“政审”工作。为此，考不上大学的同学至今没能原谅其中的个别干部，可见怨愤之深。

据了解，在六五届高中毕业生中，几乎没有出身“五类分子”(文革时称为“黑五类”)家庭的同学考上大学。当时，“政审”相当严厉。同学B有一段高考插曲：一天，有同学私下告诉他，在政审记录里，他的家庭成分被定为“渔业资本家”。闻讯后，他立即赶返大队，向支部书记询问有关情况。地方最高长官发话道：“就是渔业资本家嘛。”于是，他走投无路了。后来他考进了中医学院，据悉，他的成绩在学院历届考生中是最高的。他至今也不能确知，他没有被理想中的大学录取，是否受到“政审”的影响。土改评阶级时，他家缺评，所以，兄弟姐妹在填写相关表格时，有填“小商贩”的，有填“小土地”的，而他一直填写“渔民”。“四清”重评阶级，其实直到高考结束后几个月，县工作团才正式宣布他家成份的结论。戏剧性的是，文革后甄别阶级，据查土改档案成份空缺，便凭仅存的渔民证所录，改作渔民。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点。

同学C出身于镇上的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由于家道中落，他失去适龄入学的机会，整天顶着一个装满面包麻糖的大盘子，沿街叫卖，班车来时就赶到车站去，因为矮小，端了凳子爬上车窗向乘客兜售。入学以后，他非常用功，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时，我们都知道有一道著名的政治公式，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C的选择很正确，就是希望做一颗螺丝钉，小心顺从地被装进某个孔洞，永远跟随大机器转动。高考结束时，他喜忧参半，喜的是成绩优秀，忧的是出身卑贱。事实证明他的忧虑并非多余，半年以后，这颗螺丝钉便和镇上的其他知青一起，被抛到海南岛农场去了。

流落天涯归来，C已结婚生子，被安排到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由于官员同学援手，后来调出县城里工作，还入了党，可是没干上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他开始信佛，蓄起一部居士式胡子，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五十年来，C是我在班上的同学中间唯一长期保持联系的一位。我一直为他的遭际感到不平，同时，也为他现今的虚无倾向感到可惜。告别的午宴上，我向同学表示祝福时提到他，想不到的是，他竟当众失声痛哭起来!

2

六五届很特殊，这是自1949年以后，最后一届参加高考的中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巨兽早已蹲伏在学校的围墙之外窥伺我们，只要跨出校门，它就立刻猛扑过来，使所有的同学猝不及防。

进大学的同学想不到校园会变成战场，开始的时候斗“走资派”，斗“学术权威”，后来分成两大派，占山头，抢武器，筑工事，战斗激烈时，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据大学生同学说，在校几年，学业固然荒疏，离校分配也很成问题。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和生活的落脚点，乃致毕业多年以后，仍然得为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两地分居等等而终日奔忙。

同学D入读某地医专，说是在校期间一共上了几个月的课，自知作为一个专业医生的知识储备严重匮缺，只好改做行政工作，直到升任一家保健院院长。对于腐败的官场生活，比如跑官、贿赂，甚至性贿赂之类，他似乎颇憎厌。大约因为身在其中的缘故，说起来自嘲似地笑笑，不住地摇头。

同学E考进湖南某大学，据说因为说了什么犯禁的话，加上“派性”作祟，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出狱后，他被遣返农村老家劳动，时间长达十年，平反后，安置到一家化工厂工作。五十年不见，整个人缩小了许多，我完全辨认不出来。苍老的躯壳里，只有一双小而圆的眼睛，剩下一丝学生时羞涩的神色。

沉重的农活足够可以重塑一个人，从外形直到内心。聚会期间，流传着一则带泪的笑话：甲班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同学F，后来打听到他已从僻远的山区迁来了市郊，便派G去探访。两人见面之后，约定第二天到酒店与同学茶叙。G清晨起来，按时到酒店门前等候，不一会，有一个陌生人前来打听某房间所在。他问找哪位?陌生人认出他来了：“不是你约我来的吗?”G恍然，于是拊掌大笑。可是，遗憾的是，这次聚会却又不见了F的踪影。

高考通知下达之后，城里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同学，通通被动员下乡插队。在我接触到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自愿下乡锻炼或贡献自己的，所谓接受再教育，还是后来的说法。他们集体取暖一般常常聚到一起，显得很彷徨。下乡的当天，虽然仪式盛大，告别亲人时毕竟难舍，据说不少人哭了，场面很悲壮。

六五届同学同一批下乡塘口。这是一个边远山区，他们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有的生产队是连粮食也不能自给的，常常要家里周济。时间稍长，少数同学就设法滞留城里不再下去了。同学H告诉我，头几年大家的情绪不见太大波动;赶上墟市日便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胡天黑地地喝酒笑闹。中途有一位年轻的女知青得了肺炎死去，大家的心里顿然起了恐慌，留下不可驱除的阴影。后来政策允许招工回城，出身好的同学一批批陆续走掉，余下多是黑五类子女，自然日见消沉。

H出生于地主家庭，土改时父母被迫离异，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及至她插队塘口，母亲却不得随迁，而被清洗回乡，相依为命的母女俩长此分离两地，无法互相照应。H是最后一批招工的。她当的是建筑工，习惯称小工，是专给师傅搬运泥浆木石的一种工作。这般吃力的工作一般是男人干的，而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天，我从乡下出城，恰好在上工的路上遇见她，说起招工的事，她是满意的。这次聚会谈起来，她说，建筑工干了整整四年，论劳动量比农活还要重几倍。但是，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显得重要，是因为藉此可以长期脱离农村，恢复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可以照顾母亲，而孩子也可以跟随她吃“商品粮”。吃农业粮和商品粮，在我们乡下称为“食谷者”和“食米者”，其间区别之大，是不亚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的。

由于毕业后户口一律迁回原籍，有些出身地富家庭的农村同学，即使满心希望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借机逃往异地也不可能。论身份，当然这是等而下之的了。同学I一直赖在外婆家里，一年后她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被押送回乡管制，不久上吊自杀，从此更不敢返回老家。I有兄弟二人，大哥早年偷渡去了香港，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她决计走同样的道路。然而冒险没有成功，她被众民兵捆绑起来，据说先是挂牌游街，后是关押揪斗，可谓受尽凌侮。她不能远走高飞，结果嫁给外县的一个木实的贫农子弟，在山沟里做一辈子农民。二十年前，我和省城的几位女同学一起邀她出来相聚，见她一身传统农妇打扮，大冬天趿着一双人字拖鞋，无端地想起在校时，她一遍又一遍高声练习俄语字母颤音发音的情景，背部不禁一阵发凉。

I没有参加大聚会，我特地给她挂了个电话。她说两个儿子远在深圳打工，孙子都交给她在老家照管，要做饭，接送上学，张罗生活。实际上，她只是勉强做着这一切。她告诉我，双眼因为视网膜脱落，手术不成功，快要失明了。

同学J在农村做民办教师，因为出身富农家庭，势利的媒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快到四十还找不到“对象”。接连碰壁之后，他从古小说《隋唐演义》的传奇人物中找到灵感，发明“换婚”。他说服他的小妹，然后四处托人物色条件合适的同类家庭，结果成全了两桩婚事，有了下一代。聚会时，他告诉我这个“自救”的故事，并且颇自夸地说，七十年代全县地富子女换婚的风气就是从他这里刮起来的。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为了达致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注定有一方是牺牲者。可是，牺牲个人呢，还是牺牲家庭呢?这是一道时代性难题，J大胆破解了。

套用老托尔斯泰的一个警句：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和同学K谈到I的遭遇时，同时想到我们熟悉的两位同学，他们不曾犯罪，仅仅因为出身于地富家庭，便在文革中遭到活埋。比较起来，I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活着过来了!

3

文革结束时，我们年过三十，可谓大局已定。

大学同学毕业后，身份就是国家干部，跻身于社会上层，职业稳定。农村中的同学也很稳定，过去叫“顺民”，几千年来都为村庄和土地所束缚，除非灾荒和战乱，不然没有流动的可能。倒是城里的同学，大批“倒流”的知青之间差别较大。比如招工，有的到“事业单位”，有的到“企业单位”，有的是固定工，称“铁饭碗”，有的是合同工，还有临时工;至今，即使“改制”，这种差别似乎也没有完全消除。

七十年代后期，官员及相关智囊人物就“姓社”“姓资”问题闹了老半天;事实上，一旦市场被打开缺口，就势不可遏地迅速扩展开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同学大多抛弃承包的土地，远赴深圳、珠海、东莞一带打工。久居农村，没有背景，没有资本，加上人到中年，锐气和智力都已消磨殆尽，很少有人成为“包工头”。他们依靠勤俭的习性，当然还有运气，赢得一些积蓄，等到儿女长成了劳动力，便到镇上或城里买上一间房子，自己退居留守的角色。也有远征的战败者，最后甚至连人也找不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城里的同学变得躁动起来了。他们开起小店，卖水果，卖日杂，取名“士多”;或者抢租市场铺位，做批发或零售生意;或者做房地产老板，中介，没有资本便出租自家房子;开停车场，开维修站，开发廊，开各种工厂;或者创建公司……做知青的时候，他们想尽各种方法被招工，现在却可以壮着胆子“跳槽”，感到不合适便炒老板。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离开国营单位，想不到的只是，最后会变成“下岗工人”。我得知好几位同学先后下岗，日子颇为艰困。

摇滚歌手崔健唱道：“这世界变化快。”八十年代确实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多出了一些新质的东西。或许，所谓新质，原本便为我们所有，只是因为许多别的原因，在每个人的身上和周围环境中逐渐丧失掉罢了。

前后比较起来，变化最大的，当数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七十年代末，由于官方宣布取消“阶级”，这些同学开始变得可以自由呼吸了。自由呼吸看似平常，其实事关重大;要知道，恢复事物的常态远比破坏它要困难得多。

通过聚会交谈，才知道同学K是右派的儿子。在联络同学方面，他表现十分积极，大声谈笑，且语带幽默。比较在校时完全是两个人。那时，他黑瘦个子，沉默寡言，显得很阴郁。他告诉我，他父亲原来是小学校长，当了右派之后，一直在劳改农场，家里没有经济收入。他说高中的学费是借了四五家亲戚的钱凑齐的，连三分钱的菜金也交不起，每顿只吃从家里带来的食盐下饭。我见过他装食盐的玻璃瓶子，为免除口味单调，有时就往瓶子里加放一点点香料粉。高考后，他随即回乡务农，直到父亲获得改正，安排在氮肥厂工作以至退休，才“顶班”成了工人。现今，他可以享受退休金，虽然菲薄，衣食是不成问题的。他庆幸当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叫“顶班”的政策，不然，就得一辈子做闰土了。

从六六届开始，一连三届谓之“老三届”，因文革而被集体剥夺高考的权利。1978年恢复高考，即是针对老三届所做的一种补偿。六五届属于过去时，一般来说，是没有资格坐这趟末班车的。但我知道有两位同学加入其中应考，而且被录取了，其中一位是我熟悉的L。

L家一共三人：他，姐姐，还有姨妈。这位姨妈是家庭的灵魂人物，是她领着姐弟俩从省城返回县城，据说一生未婚，惟靠当女佣维持他们读书直至高中毕业。姐弟俩非常刻苦，下课回家即刻干起编织竹帽的杂活，以弥补家用。L成绩优秀，姨妈一心指望他成为一名大学生，结果是塘口的一个山村一并接纳了他们。他后来抽调做民办教师，再后来，招工做了某镇木工的学徒。命运的播弄使姨妈极为惊异，她对L感叹说：“当初返回本地时，有一个木工师傅要收你做干儿子，我不答应，想不到你到底做起木工来了!”

L的家世给同学以一种神秘感。我们感到迷惑：会抽烟的姨妈是什么人?据说L有父亲，为什么从来不见形影?L在聚会中为我解开谜团：原来他父母都是留日学生，父亲后来做了远征军日语翻译，为国民政府文职官员。1949年后，母亲病故，姨妈接受母亲的嘱托，负责抚养姐弟俩长大成人。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清洗返回原籍。为此，他不服上诉，最后法院判决为无罪，不戴“帽子”。文革结束后，他在省城开办外语学校，重操旧业。折腾了几十年，父子俩长期断绝联系，等到恢复较为正常的关系时，L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全级有几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同学，为了谋生，土改时给贫下中农做养子。M是其中的一位。在校时，他天天到漠阳江练习游泳，以期未来某天偷渡。文革结束后，却是以书面申请的形式获准到了香港，算是如愿以偿。五十年聚会归来，同学们很觉讶异，他签名时，竟填写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奇怪的姓名。宴会上他要求发言，特意告诉大家，说读书时用的是养父的姓，名字也是后来起的，到香港后才给恢复过来。原来，熟悉的是虚假的，陌生的才是真实的。至于少年身世，他闭口不谈，全省略掉了。

我发现，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大多不愿意回顾家庭历史，不愿意向他人，包括子女在内讲述个人被损害的经历。N在交谈中，仅透露一点过往的鳞爪，已是动魄惊心。

N的父亲是被镇压了的。那时，她7岁，妹妹5岁。她母亲嘱咐她带同妹妹一起到大街上去，等父亲的囚车经过，好看父亲最后一眼。后来，母亲改嫁，N随之进入一个工人家庭，于是得以顺利地读书，入队，入团，直至升上高中。毕业后，她临时安置到居委会，做街道宣传工作。文革刚刚开始，她按照上头的布置，刷标语，写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天起来上班，突然发觉居委会贴了她的大字报，揭发她隐瞒阶级成分，是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她害怕极了，连夜逃出县城，此后一连几年不敢露面。

N的母亲也遭到了清洗，她的户口没有了，不但无家可归，还要躲避民兵的追捕。她在外地流浪的情形不得而知，据说辗转多个工地，干过不少重活，可以想象，一定尝尽了苦头，但因此也锻炼了她的意志和胆魄。她的婚姻情况自然也不得而知，从后来有资本开砖窰看，境况应当是优裕的。再后来，她做起“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做房地产生意，足迹遍及四川江浙东北多地。几年不见，这回见她红光满面，比从前胖了许多。

行色匆匆。

三天后，聚会结束了。三天走过了五十年，时间是如此稠密，如此短暂。

没有歌唱，没有舞蹈。一阵沸腾过后，我们渐渐安静下来，沉淀下来。宴会后，我看见同学们两个、三个、四五个凑在一处，倾谈同时成为我们最热切的需要。在旅馆里，在大路旁，在红树林公园内，在南海Ⅰ号博览大厅里，在无遮的海滨，我们合影，重温桃李芬芳的时刻;更多的时候，是在打听暌隔已久的岁月里彼此的去向，各自奔走的或者坦直或者坎坷曲折的行程。我们不问社稷苍生，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存。

其实，时代就活在我们的生存之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我们被训练成政治动物，互相缠斗、伤害、牺牲，直到疯狂的文革。“穷过渡”的时间太长，实际上支配了我们成长的所有环节。我们头脑简单，面色苍白，一无所有。而经济改革的时机又来得太迟，我们已经没有了犹豫、等待、讨价还价的资本，只好抓紧时间的辔头，急起直追，直到筋疲力尽。当我们一起回顾来路的时候，多么需要一种理性，一种觉悟，把众多个人的命运拧在一起进行省思。

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活得这样紧迫，一代人没有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惟是一种最低纲领的物质生活。所以，当我们从记忆回到现实中来，这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养老金，医保，健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珍重今宵吧，在座中人，没有谁会谈论明天，谁去谈论“明天”呢!

为了告别的宴会。干杯!我们站了起来，每个人都把笑容写到脸上。干杯、干杯、再干一杯!最后，我们把所有的不甘、无奈、伤感都藏匿了起来，只说祝福的话：

—— 友谊地久天长!

201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