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中两大红卫兵组织的袖标和“身份证”

1966年—1976年，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令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教育领域更是因此成了重灾区——

4/ 批斗“走资派”和派性斗争过激行为升级

破“四旧”和大串连结束后，一中红卫兵绝大部分都回到了学校。这时，斗争矛头指向了单位内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原任县委书记孙正述、时任县委书记李振兴、时任县长陈清等主要领导干部便被视为重要人物，多次被拉到一中、大礼堂等处接受批判、斗争，就连时任湛江地委副书记、老红军舒光才也因在阳江领导过“四清”工作团，同样被拉回阳江接受批斗，一中校长冯杰雄以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领导、教师也不能幸免。

一中两大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双方的辩论日渐升温，唇枪舌剑连续不断，一些过激行为也时有发生。“二八”事件则是一系列过激行为的开始。

1967年2月8日下午5时许，一中一大派的一个红卫兵组织部分成员，乘另一大派的红卫兵组织成员下厂下乡仅有3人留守总部之机，强行破门冲入其总部及其部分战斗组织的所在地，砍破公章，抢走红卫兵旗、彩旗及其他物品。

2月24日，学校有一大派红卫兵组织联合其他5个红卫兵组织发出《联合声明》，以“与造**派为敌”、“严重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勒令另一大派红卫兵组织马上解散，并知照全县各单位，还相应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致使被所谓勒令解散的这一派红卫兵连学校都不敢回来。

当其时，全国“文革”形势瞬息万变。1966年12月底，在张春桥的策动支持下，上海“工总司”发起大规模武斗，并于1967年1月6日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前身)，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随即，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1月25日，阳江共202个单位联合起来，成立“阳江县革命造**派联合会”(简称“县革联”)，宣布夺到了阳江县党政大权。但其后，另一派群众组织向“县革联”进行反夺权并乘势联合起来，成立了“阳江县工农革命造**联合临时司令部”，简称“工农临司”或“临司”。

“临司”和当时全称为“阳江县红色革命造**司令部”(简称“红司”)是阳江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因“夺权”和反“夺权”而观点分歧，逐步矛盾加剧，直至发生了武斗事件。

1967年9月11日发生的“郭恢德事件”，成了阳江两大派群众组织矛盾急剧恶化的转折点。

当日，一大派以两个红卫兵在合山圩遭另一派一支宣传队围攻为由，晚上派出4辆满载真枪实弹人员的解放牌有篷大货车驰援。在临接近325国道合山示范场蹦蹬路口坡顶处，第三辆汽车内突然“叭”地响了一声，车上的一中高一(4)班学生郭恢德应声倒下，经送合山示范场卫生所抢救未果死去。经现场检查，子弹是从他的左胸口乳蒂下进入，穿过心、肺，从背部肩胛飞出。郭恢德之死因，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主管方面曾组织原来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乘原来的车辆站原来的位置，到现场作详细勘查，谜底仍未能解开。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郭恢德自己的枪走火;二说是同车人的枪走火;三说是车外的人将他射杀。事后，曾有人证实，当时在合山示范场两旁并没有其他组织人员埋伏，完全不存在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隐蔽伏击的行动。因此，郭恢德之死由己方枪支走火所致的可能性大些。

郭恢德事件之后，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况更加严重，以致有3人因武斗丢了性命，还有十多名师生被殴至重伤。可见“文革”对一中师生乃至全县人民为害之烈。

5/ “工农宣传队”进校整顿，堂堂学府一朝解体

1968年8月29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阳江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它取代了原来的县委会和县人委会，成为全县的最高权力机构。很快，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精神，组成“阳江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阳江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两者合起来简称“工农宣传队”，进驻全县中小学校，整顿学校的混乱秩序。

考虑到一中是内乱的重灾区，县革委会于9月26—28日先后向该校派出“工宣队”154人(主要来自阳江县沙扒盐场、阳江县农械厂、阳江糖厂等四大厂场)、“贫宣队”约一千人(主要来自双捷公社和程村公社)，合起来为一千一百多人，“工农宣传队”的人数与师生的人数之比几乎达1：1。

“工农宣传队”进驻一中后，立即大刀阔斧开展治乱工作。一是统管全校党政财文大权;二是限定3—5天内上交一切枪支弹药、杀人凶器;三是要求外出师生员工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四是及时拆除葬于图书馆后小山岗上的郭恢德等3个死者的坟墓。在此基础上，组织全校师生以班为单位，安心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大联合和“要斗私，批修”等重要指示以及相关政策，还与师生促膝谈心，很快便打消了部分同学的思想顾虑，基本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学校的秩序渐趋好转。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工农宣传队”在做好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举办重点人员斗私批修学习班，宣布对个别违法乱纪人员(包括一些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即负责人)实施监护，动员他们交代问题，这对当时局势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在“工农宣传队”进驻学校约一个月之后，学校开展革命大联合的时机基本成熟，校革命委员会也顺理成章建立起来。这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一中无政府状态的结束，学校开始由乱走向治。当时，学校革委会主任是驻校“工宣队”队长、沙扒盐场工人黄德贞，副主任是原一中政治处主任梁启亮，还有一些教职工及红卫兵代表当委员。学校革委会负责人的分工是：黄德贞抓全面，具体主管党政财权，负责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整顿混乱局面等，梁启亮主要负责学生的上山下乡工作。校革委会成立后，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整顿混乱局面等继续有序地进行。

11月10日，按照上面的指示，所有中学在校的1966—1968届初中与高中的学生(即统被称为“老三届”学生)一律作离校处理。当时，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已及时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通知》、《关于立即制止吸收六六、六七、六八年高初中(劳大)应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对象为职工的通知》和《关于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定》等文件，明确指出：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及所有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青年，除升学者之外，其余一个不留，全部下到农村(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单位不得接收他们为职工。据此，一中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一千一百多人，原属农村户口的回原籍务农，属城镇户口的一律上山下乡，主要被安排到在阳江的红五月农场、红十月农场、平冈农场等，以及在阳春的乔连农场等国营农场。他们在那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与那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或到农村插队落户记工分的相比，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些(见右图)。

学生全部离校后，“贫宣队”因完成使命而撤离，“工宣队”则仍留在学校，领导教职工继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期间，学校一些领导和许多教师都被批斗，有的还被划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但也有一个成果，就是经学校专案组调查研究认定，此前加在一中原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冯杰雄头上的一些帽子，纯属不实之词，应予推翻，还弄清了冯杰雄的家庭出身是侨工，为冯杰雄以后复出继续从事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基础，对冯杰雄本人、对阳江教育都是一件幸事。

1969年初，一中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接近尾声。由于“老三届”学生已全部离校而上级又未明确学校是否再招生，加上有些人将一中视之为“网罗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黑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1969年2月，一中这间走过了近六十年风雨之路的阳江人心中的最高学府，在再过几个月就要迎来六十大寿的时候，被宣布解散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的图书、仪器、体育器材、桌椅乃至辘架床，全被瓜分一空，教师也大都被调离到边远的乡村、落后的山区。人去楼空，昔日偌大热闹的校园，瞬时变得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堂堂学府，一朝解体，堪称“史无前例”。这不仅是一中的大劫难，也是阳江教育的大倒退。

6/ 浩劫后复办，一中两度易名

一中被解散后仅两个月，即1969年4月，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扶持下，学校得以复办，不过已易名为“阳江县农械厂附属中学”。开始只有9个教师，开学后才逐渐增多。按照当时的管理体制，学校由县农业机械厂(简称“农机一”)管理，属于企业学校。学校有初中14个班，分两个级组，一个级组叫一个连，把班称作排。学制两年，课程设置虽也有语文、数学、政治、英语、工农兵知识等，但内容与此前大不相同，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实用主义常识的东西。当时学生没有桌椅上课，只能坐在地上听课。此时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无正主任)是陈象明(负责全面工作)，农械厂派出管理学校的代表是范光。至9月，杨传绪调入。

农械厂附属中学虽是企业管理的一般中学，但沿用的是原一中的校舍，人们心目中仍视之为“一中”。学校开始时也只办初中，回到了1909年创办的原起点，但只要学校办起来了，就有东山再起再图发展的希望，原一中精、气、神的传承就有了载体。

1971年1月、省革委会推广紫金县教育革命经验，实行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城镇中小学实行厂校挂钩、工厂办校、街道管理的形式。根据这一要求，同年2月，农械厂附属中学划归江城镇管理，因而相应改名为“阳江县城第一中学”，并于下半年开始恢复招高中4个班，招生对象是县城的初中毕业生，学制也是两年。虽然开设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课程，但大都不规范、不系统，仍然是实用主义居多，文科背背语录，理科学点珠算、会计、丈量等，难以学到系统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由于高考制度被取消，学生毕业后，除1972年起有个别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外，其余主要是上山下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1977年上半年。

1971年冬，学校拆除了原在南北楼之间东面的“南关庙”(原学校的教导处、总务处等重要处室均设于此)，先后在庙后的东山脚下兴建办公室、会议室、图书馆各1间(均为平房)，并建露天舞台、水泥篮球场各1个，学校的校舍建设有所改观。此时校长是张林生，任职时间由1971年2月至1979年8月。

1970—1976年间，学校还经受了几次大的冲击。一是1971年全县学校学紫金走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民办公助之路的教育革命经验，在狠批“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的同时，兴起大办小农场热潮，对教育教学工作形成很大的冲击。二是1973年下半年出现一次“反右倾回潮”运动，“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等所谓典型搞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严重削弱了文化知识基础教育，导致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三是1976年初全县学校大学海南屯昌大搞生产劳动的做法，大办农场、大种甘蔗、大养生猪，要求1个学生种3分地、10个学生养1头猪，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次冲击，都强调以校办农场或工厂为基地，教学上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三大革命实践为教材，以劳动代替教学，致使全县的教育工作从表面上看似在“大发展”，而实质上是在大倒退。

这几年，学校所做的一切都得听上级的，不管情况如何都得办小农场、小工厂。1970年起，学校办起了小农场，也叫分校，位于县城东面有十二里多的放鸡山麓，是学生们的学农基地。分校建有教室、宿舍、饭堂、仓库、猪舍、牛栏等，周围有水田二十多亩、山地近八十亩，养有水牛5头、生猪近十头。大的生产工具有拖拉机、手扶拖拉机、货车、打禾机等，小的有犁、耙、铲、钊、锄、畚箕等。到1972年，学校办起了小工厂，设在东山南麓江台公路边等处的校区内，前期主要制作玻璃试管、打禾机齿钉、链杆、教学算盘、抛光腊、陶瓷喇叭纸片，后期又生产幻灯机、变压器、平抛竖落仪、弹簧振子、火石模具、教学手榴弹、琴键开关和各种塑料等，还开办了印刷业务，为学生提供学工基地。年利润达两万多元(见上图)。

在这几年的每一个学期，学校都分级分班分期组织师生到分校学农，起初是每期安排一个班，后来可安排一个级，每期时间为两周，吃住均在分校。学生到分校后，一般是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参加学农劳动，分校聘请县农业技术指导站的谭定汉技师为学生作农业技术指导，学校后勤人员则分批全年守候，和教师一起带领学生按季节栽种水稻、花生、番薯、木薯、甘蔗、蔬菜等农作物，按时令中耕除草、施肥、杀虫。每到收获季节，师生可享受到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分班搞野炊和篝火晚会等活动。这样寒来暑往，学生在校两年，就有8周时间是在分校度过的。这在客观上让那些城里的学生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滋味，明白一些生活道理，学到一些劳动技能，也培养了他们的劳动观点，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然而，从真正意义的教育角度看，是得不偿失的。

不忘历史 记取教训

爆发于1966年6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那是一场恶梦，其教训之惨痛深刻，不能不予记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中被彻底解散，就是这场灾难中的一个小缩影，其切肤之痛，刻骨铭心。

想当初，一中愈千学子正处于求学的极佳时期，却不料“文革”爆发了，学校停课了，高考取消了。暂无学业牵挂，学子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投身于“文革”的滚滚洪流，满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了。但毕竟涉世未深，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政治上却幼稚无知，以致糊里糊涂地干了蠢事、傻事、错事，还以为自己是在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是真英雄真造**派了。比如说，林彪、江青一伙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有人敢拿那些“走资派”来批斗、挂牌游街，甚至殴打、玩枪毙。林彪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有人对自己的老师又批又打。江青煽动“文攻武卫”，就有人敢对原来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拳脚相加，甚至拿起枪支参加武斗而不惜丢了性命。凡此种种，足见那个年代人性之扭曲、是非标准之扭曲。1967届高二(4)班黄茂初校友离校30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反思这段历史：“政治上的无知和政治热情的暴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失重、狂迷、混乱、神经元与灵魂失去控制，飘飘然如处云端”，“你一定还记得我，记得起我当年的胡言乱语与幼稚可笑吧!我谨向母校，向老榕树，向我得罪过的老师与同学道歉。”(见《世纪相思》第399页)这样一番肺腑之言，道出了当年从迷惘中走出来的一中“老三届”大部分同学的心声。

“文革”经历两年多的争斗之后，曾为谁是造**派谁是保守派而苦苦论辩的一中两派红卫兵组织，最终被省革委会1968年7月5日的一份加急电报称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可谓“皆大欢喜”。说到底，不管哪一派，他们都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最后，话又说回来，回顾反省这段历史，不是想挑起旧怨，而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极“左”的祸害，永远不让类似悲剧重演。

本版图文来自《阳江一中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