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76年，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令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教育领域更是因此成了重灾区——

1/ 大字报事件拉开“文革”序幕

果说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文革”的导火线的话，那么，一中的“文革”运动，也是由一张大字报引发的。

1966年5月底，中共阳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斯华来到阳江一中，对学校高三和初三两个年级学生作毕业前的政治教育报告。此时，两级毕业班已考完或正在考毕业试，并进入紧张有序的高考、中考复习备考的冲刺阶段。

6月1日，聂元梓等人在校园内贴出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亲自批准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对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影响很大。

6月8日，一中高三(4)班学生冯运坚(中共预备党员、校团委书记)等人联名贴出全县第一份大字报，针对罗斯华5月底到校作报告所阐述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好升学考试准备工作”中的几个观点进行批判，支持者甚众，仅至11日止，全校学生一千一百多人，就有二千多人次(其中有教师111人)参加撰写大字报好几百份，贴满了学校中心区校舍的墙壁。这样一来，学校往日正常的教学秩序一下子被打乱了，昔日安静的学习环境也不见了，整个校园沸腾起来了，其中不少大字报的矛头已指向了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出现了一发难收的局面。此后，一些出身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领导、教师连续被批斗，其中有二十多位领导、教师甚至遭受拳脚相加的横祸，内中受害较严重的有冯杰雄(校长)、冯明(副校长)、林简文(教导处主任)、蔡庆燊、黄建楷、梁中文、麦天成、高伟梧、陈冠俦、谭元杰、关立衿等，他们的身心均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一中“文革”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此期间，中共广东省委6月9日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批示》，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革”。很快，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运动势头迅猛，不但大学、高中无法上课，连初中、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了。6月13日，省委派出第一批工作组，进驻中山大学等17所高校。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阳江县委于6月13日作出决定，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到全县各中学，帮助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势。进驻一中的“文革”工作组(由原来驻校的突出政治工作组转变而成)，组长是县文教局副局长岑崑山。工作组在校内，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全校师生强调，要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文革”运动，也要依靠学校团委会，各级、各班都要成立核心小组，每个班可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工作组还向全校6个年级公开派出“联络员”，负责领导、指导各级各班的运动。同时，工作组对全校教师进行摸底，排出左、中、右三个类别。还有，工作组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进行阶级教育，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激发师生的政治热情，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写大字报，积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此时，一中的“文革”运动，基本纳入了由工作组管理的轨道，学校工作掌控在工作组手中。

可是没过几天，令人意想不到的“大字报事件”发生了：高三(3)班学生黎平、陈家忠、黄开发3人冲破重重阻力，贴出了一份轰动全县的大字报，专门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些观点。大字报一贴出，工作组大为震惊，马上把大字报撕下来，并对黎平等3位学生的行动进行监视，搜集他们的言行材料，视他们为右派人物。工作组竟连陈家忠进入厨房也不允许，有的人还对黎平进行人身攻击。一下子，黎平等3人成了学生中的另类，一中“文革”的局面也一度陷入沉闷。

6月29日，中山大学的一位一中校友给母校的一位学弟寄来了两封信和一份材料，其内容包括：一是介绍中山大学“文革”的情况，二是揭露母校校长冯杰雄的“错误言行”，并指出向学校派驻工作组是束缚学生的手脚，不准学生起来革命。这位学弟将其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使不少学生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开始对工作组产生反感，工作组对此感到难以应付。

7月2日，高二(3)班部分学生涌到学校广播室向全校学生广播，揭露工作组压制学生起来革命的行为，提出要“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这就是一中的“广播事件”。一石激起千重浪。“广播事件”发生后，部分学生起来造**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为了有效制止类似行动的继续发生，县委和驻校工作组将中大校友来信和“大字报事件”、“广播事件”视为“反革命事件”，对一中学生的类似行动采取了高压措施，将部分学生由中大校友来信和两个事件引发的造**激情一下子就泼了一盆冷水，很快就低落下来了，但这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7月中旬，县委决定调几千名中学生到漠西水利工程工地劳动，一中有初二级以上学生876人和教职工13人参加。当时，师生头顶烈日挖土挑泥，忍受酷暑煎熬，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师生们干得相当起劲。但有部分学生认为，县委竟然在此种情况下作出师生到水利工地劳动的决定，有点思想抵触，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转移目标之计。于是，几所中学都派出代表与工地指挥部交涉。直至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并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之后十多天，县委才根据学生的强烈要求，答应让学生返校。8月20日，各中学师生从水利工地回到各自学校，又投身到“文革”运动之中。

2/ 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

1966年8月18日，当时被称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红卫兵发出号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要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从8月下旬开始，广州的红卫兵采取“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这股风于9月中刮到了阳江。是时，全县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大刀阔斧破“四旧”立“四新”(指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尤其是一中的红卫兵，由几个人直至十几个人合成一个小组，走出校门，分头行动，穿街过巷，在作了一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外地反革命家属进行抄家，将查抄出来的物品进行逐一登记，再上交有关部门。

后来一中红卫兵以此作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编写了一套解说词，培训了一批解说员，在阳江县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一期阶级教育展览。展览为期一个多月，参观者甚众，在全县造成很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仅从江城镇部分“五类分子”家中，共搜出各类旧证件二千七百八十多个、金银玉器一千四百多件，其他各类物件一大批。

令人心痛的是：南门街明代进士牌坊、青云路青云牌坊、甜酒巷贞节牌坊、马屋街牌坊、文昌塔等古迹，有的被拆毁，有的被破坏，石觉寺、慈云庵等处的佛像和经书分别被捣毁或被烧毁;天后宫、关帝庙、学宫等处的文物古迹亦惨遭破坏;连建在海陵岛的太傅祠也被夷为平地，真可谓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另外，不少古玩文物，以及图书馆有的藏书和私人收藏的古旧书籍、名人字画等，也都被列为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物品而被毁坏毁灭或付之一炬。这些行为，虽不全是一中红卫兵所为，但一中红卫兵参与的破“四旧”行动，对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狂热破坏行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3/ 阳江各中学师生开展全国大串连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8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及时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的通知。12日，中共阳江县委、县人委很快就发出具体实施的通知。该通知对上京代表的名额及产生办法、上京时限等都有具体的要求。其中代表名额按每10个学生选1名革命学生代表、每100个学生选1名革命教师代表，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上京代表的交通费用和在京期间的吃住费用全部由国家负责。

9月30日，县人委对车辆抽调作出具体安排，第一批动用14个单位20辆车运载600人，第二批动用13个单位的17辆车运载545人，分别于10月4日、11日从阳江出发，先后将包括一中师生在内的1145名师生代表送到湛江霞山火车站，然后乘火车上北京。总负责人是县委办主任罗斯华。这是运动初期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的串连。

早在此前，一中高二级的谭忠武、林秀健、邓秋侯3人于9月8日持有一中开具的证明，乘汽车赴广州，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汇报“文革”运动的情况。15日凌晨5点钟，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并于当天下午5时15分，和到北京参观“文革”的各地红卫兵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而在此之后，阳江各地中学师生便开展了全国性的大串联。一中师生也不例外。那时，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不少小城市及革命圣地等都设有革命串连接待站，红卫兵凭自己所在红卫兵组织的证明甚至仅凭学生证，就可以免费乘车，免费到接待站吃饭、住宿，免费走遍全国各地。因此，不少学生不但到过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还走遍了全国各地数十个大中城市。

当时的红卫兵串连，除乘坐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外，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学习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做法，发扬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采取步行长征的方法。仅1966年11月前的25天，阳江已徒步出发的红卫兵就有756人(拟参加徒步串连的红卫兵可到县接待站领取25元的补助)。

在阳江徒步串连的长征队中，人数最多的有两支队伍，即一中高三(4)班冯运坚带队的由30人组成的“革命到底长征队”和一中高三(2)班林举清带队的由25人组成的“勇向前长征队”。两支队伍同时于11月26日上午8时从阳江城出发，途经恩平、开平、鹤山、佛山、广州、增城、博罗、河源、龙川、寻乌、会昌、瑞金、于都、遂川、井冈山、赣州、吉安等地。

“革命到底长征队”到赣州后，因特殊情况提前返回学校，“勇向前长征队”继续按原计划长途行军，后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停止长征、串连的通知，他们才踏上归途，于1967年2月24日晚回到学校，历时91天，步行串连行程达1583公里(其中到瑞金的那天走路最多，长达60公里)，乘车返回路程为1678公里。

一中红卫兵组织是如何出炉的?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百多名学生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称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简称“红卫兵”)组织。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批学生也自发成立“红旗战斗小组”，并创作了一首《革命造**歌》。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两个学生红卫兵组织。

对此，毛泽东“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12月26日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受此影响，红卫兵组织一下子遍及全国各地。

8月24日，中共阳江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宣布撤销驻全县各中学的工作组。工作组一撤销，在各中学尤其是一中，围绕着如何看待“文革”工作组、学校党支部和学校“文革”筹委会等几个问题，在学生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两种互对立的观点。

对驻校“文革”工作组，一部分学生认为，工作组的正确领导应该服从，其错误也要批判;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对工作组要一反到底，并纷纷起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如何对待学校党支部?全校师生通过开展激烈的大辩论，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学生认为，学校党支部必须按照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坚持正确的领导，放下包袱，“敢”字当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把他们手中掌握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些学生在一块黑板上贴着写有“敢造阳江一中党支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同学在这里签名”的红纸，放在学校的大门口。另一部分学生则持相反的观点，一概不要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只能挨批。这部分学生也用一块黑板，贴上写有“敢造阳江一中党支部的反的同学到这里签名”的红纸，放在学校体育室前的凤凰树下。

持有以上两种不同意见的学生，还就选举校“文革”筹委会一事进行了大辩论，同样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经过对以上面问题展开大辩论之后，双方对立情绪逐渐加深。在全国和全省“文革”形势的影响下，至8月底9月初，一中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便先后产生。一派成立于8月30日，名叫“阳江一中红卫兵”，也短暂称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一直惯称“红铁军”。“红铁军”基本上是以校团委会、学生会干部和各班班干部、团干部为骨干，以“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子女为主体，也不排斥其他出身的同学。这是阳江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另一派成立于9月3日，名叫“阳江一中八·一八红卫兵”(以“八·一八”为名，意在纪念毛泽东主席8月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此后，还陆续分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几个人数较少的红卫兵组织。“红铁军”的总部设在南楼北侧、主校道南侧的物理楼。“八·一八”的总部设在北楼南侧、主校道北侧的化学楼。不久，在教职工中也相继成立了“红战兵团”、“红涛战斗队”和“工人造**团”等组织。

本版文字来自《阳江一中简史》，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