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呼吁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更多的是希望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而我们更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跨区域随时启动的立体搜救体系，形成一张有效的网，使之能够迅速把丢失的孩子从人海里捞出来。

出于对人贩子的痛恨，这几天，一条“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的网帖在朋友圈被疯狂转载。

从为人父母的角度讲，一时语言上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孩子的丢失，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塌。而这些呼吁更多的是希望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拐卖儿童罢了。

但是修法总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把打拐寄希望于严刑峻法。更值得思考的是，除去事后的惩处机制外，我们的社会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以减少悲剧的发生呢？毕竟对于天下所有的父母而言，万一孩子丢了，怎样找回来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比如美国也曾经遇到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1990年，全美失踪儿童只有62%可以被找回。如今，这一比例变为了9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失踪儿童干预系统的建立。在这套失踪儿童搜救体系内，有两个警报体系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是“安伯警报”，为纪念1996年失踪的9岁女孩安伯·哈格曼而设。全称为儿童拐带紧急警报，一方面通过美国“紧急警报系统”和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下辖与合作的各类电台、电视台播报；另一方面通过电子邮件、交通状况电子指示牌、LED广告牌及短信播发。警报通常包括被拐带未成年人的姓名和外貌描述、对嫌疑人的描述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嫌疑人使用车辆的牌照信息。

第二是“亚当代码”，由美国和加拿大合作展开的失踪儿童警报系统，为纪念亚当·沃尔什而命名，最早于1994年在沃尔玛超市连锁门店使用，如今大批百货公司、零售店铺、购物中心、超市、游乐园、医院、博物馆都加入了这一计划。美国国会还于2003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办公场所必须加入这一警报计划。当有访客报告孩子失踪后，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获取对孩子的详细描述，同时将建筑物所有出口封闭并实施监控，拒绝任何人离开建筑物。工作人员展开搜寻，10分钟内不能找到孩子，立即通知执法部门。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儿童拯救报警系统，一旦18岁以下的儿童失踪，警报马上会传到电台、电视台及各类媒体。甚至在首相或重要人士发表讲话期间，电台和电视台也必须立刻插播寻人启事，让听众、观众，正在路上驾车的人，各地警察马上睁大眼睛，看能否提供一些线索，因为救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当然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随着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出，许多孩子留守在家由年老体弱的长辈照看，加之原子化的村庄结构打破了原有熟人社会的看护网，因而成为儿童失踪的重灾区。而在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员构成更加复杂，流动性更大，跟随父母打工的儿童，很多都处于无人看管的真空状态，更容易暴露在被拐的危险之中。

这些状况无疑增加了治安管理的难度。因此，英美的经验并不能完全移植过来。但也不能否认，各种监控系统的缺失，警务力量的薄弱，也是儿童失踪案件在这些地区高发的一个因素。因此加强对村庄以及流动人口密集地区的警务力量，针对这些孩子建立专门档案，并进行定期跟踪调查，包括对村级组织以及父母等监护人进行安全教育都是非常必要的。

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跨区域随时启动的立体搜救体系。包括快速报警、快速反应的社会动员机制。从而在儿童失踪后那最宝贵的几分钟、十几分钟内，形成一张有效的网，迅速把丢失的孩子从人海里捞出来。

当然，这一整套社会动员和防范机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完善起来的，关键还在于要把儿童失踪当成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来对待，而不是把每一起儿童失踪仅仅作为个案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