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牵牛花，爬上大树杈。”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乡村大喇叭”。曾经，大喇叭是每一个村庄的“标配”，这里既有字正腔圆的北京声音，又有乡音浓郁的家长里短。后来，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当年的大喇叭渐渐被人们淡忘。在越来越城市化的现代乡村，我们是否还需要乡村大喇叭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奉献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声音季”

今天推出第四篇

《余音渐远的大喇叭》

声声乡音，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农村广播……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 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杜嗣琨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杜嗣琨说：“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大喇叭传出的声音作为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时光。”

当年高悬在农村电线杆头的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农民马武广回忆：“我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清晨7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戌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大喇叭安装在西戌村村委会屋顶上

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支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邢海红说：“我刚接手的时候，还是旧式的广播，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在那儿有一种广播的感觉。现在虽然方便了，但是没那种感觉了。”

邢海红在播报森林防火须知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支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戌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王矿清：“就是喇叭伴我成长，在喇叭中唱着戏、听着音乐。”

记者：“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王矿清：“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上世纪90年代使用的扩音器

2000至2010年使用的扩音器

如今使用的无线扩音器

（左右滑动图片，看看这些年来“大喇叭”的变化）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江花娥老人说：“村上有什么事情，广播广播就都去了。咱也不识字，有什么事广播广播互相说说，就都知道了。”

牛海林大哥觉得：“有它也行，没它也可以。现在都是网络服务了，网络上边都有。”

王靖雯小朋友直言：“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因为那个很烦，我觉得全是噪音，影响我们的生活。”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王矿清说：“过去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大家都往一块儿凑，而且听完广播后还交流，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都有电视，有自己的手机，都不往一块儿凑了。”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嗣琨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杜嗣琨坦言：“我注意到，从八、九十年代，慢慢地，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的地方‘村村通’安上了，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有的地方没有的，他都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65岁的村民李花凤听大喇叭早已成为习惯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村民王志强说：“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用电脑、手机比较多。我要是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跟孩子就没话说了。”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2012年9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正式开播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史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史敏表示：“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用音响、音柱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我们要把对农广播的节目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让广播就可以伴随他，让他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曾经，这声音，在田野响起，唯一、温暖又熟悉。

斗转星移，时光变迁。这声音，被淹没、被怀念，又重新响起。

记者手记

落幕的喇叭 新生的力量

记者：李雨楠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西戌镇，对这个地名，相信很多广播人都不陌生。新华广播电台从延安撤出后，就来到了西戌镇。我们的采访定在此地，正是希望能感受这份厚重的红色文化传承。

出发前，我对当地的大喇叭寄予“厚望”。在撰写采访提纲时，我甚至都模拟了场景：村委小楼的某房间门上，挂着“播音间”三个字的门牌，屋内半个平方的调音台，连接着斑驳的台式电脑和一个已经掉了外漆，但仍干净锃亮的话筒。开机声、调音声、主持人播音前的垫乐……我美好地幻想着这些音效播出时的效果，却不曾想过会被现实击个粉碎。

（记者李雨楠采访西戌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

进村后，当我兴高采烈地找到了村播音员，咨询她如何播音时，她随意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拉（哪）合适，我们就在拉（哪）播。”我说：“设备在哪，咱们就在哪播吧。”然后，她拿起了桌子上正在充电的黑色对讲机。

在播音员身边，听她操着邯郸普通话开始念镇里的文件，听着累、无趣是最大的感受。我还想着，可能是因为口音的关系。于是，我走上大街，从市井中听到的大喇叭传出的声音更是模糊不清。采访了很多路人，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50岁以上的人，会很认真地听广播里的内容，也知道说什么，还爱听大喇叭，可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说普通话；20至50岁、说话比较标准的人，觉得大喇叭无所谓，很少认真听；20岁以下的青少年，说话毫无乡音，他们普遍对大喇叭存有反感情绪，希望“早没早利索”。

这些态度，我给他们定义为“年龄断层”，背后引申的是对大喇叭内容和收听介质的差异，与时代变迁相对等。老一代人对大喇叭广播存有热情，提起往事滔滔不绝，但问及可持续性，也存消极态度。年经人从出生就是听着广播、看着电视、玩着电脑长大的，村里的大喇叭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喇叭而已。如果是城里孩子，八成只觉得大喇叭是用来放广播体操的吧！

可见，大喇叭广播的没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广播，已经承接了大喇叭的大部分功能。现在，村民家中几乎都有收音机和电视机，像《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等节目也深受村民喜爱。农民闲暇时间与在田间劳动的时候，仍就需要声音的伴随。

我认为，大喇叭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载体的确是在消逝，但是广播还处于一个新的上升期。农村离不开这个声音，更离不开这份真情。

采写：张磊、李雨楠、明慧、赵峰

编审：曹畅、傅雪琴、彭忠蛟

播音：苏扬

制作合成： 石良红

新媒体编辑：白晨

（部分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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