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喜明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创新。那么农村金融在支持“三农”的路上将如何改革发展模式和创新发展思路？还面临哪些瓶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须创新农村金融支农方式

对于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对本报记者称，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户提供保障。他表示，目前自然灾害频发，靠财政补贴农业不现实，这就要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国际上也是这种作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对农户开展大灾保险，这是巨灾保险的一个部分，将对种植业的农户带来正面影响，对农业生产稳定起到助力作用。他还回答了“银保”如何加强互动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农村有大量银行网点，长期以来，“银保”互动很常见。银行提供贷款，特别是小额贷款，保险提供风险保障，机构之间合作很多，农户也经常采用保险和银行合作的保障方式，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这种互动是很自然发生的。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表示，现在农村金融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这两年新的政策出台，使过去长期转不动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得到确权，农民有了盘活资产的机会，金融业应当顺势而行，帮助农民进行宅基地抵押、承包地流转，给农民带来新的创业、致富增收的机会。

对于如何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委员会主任杨玉成向记者表示，应积极推广“期货+农业保险质押贷款”模式，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减轻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担保负担。他说，农业保险对投保方的农产品产量起到保险作用，农产品期货交易可以锁定农产品未来收获时的价格，产量和价格都锁定了，未来收益也就确定了。这种模式可缓解农业贷款过度依赖担保机构担保的问题，不涉及第三方，不会带来社会负担。

同时，杨玉成表示，应加强信贷担保机构风险管理，在不增加农业经营主体“利率+费率”总负担的前提下，调整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在总费率中的比率，扩大担保机构收益，对冲担保机构风险。

金融创新相对不足成瓶颈

全国政协委员、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农村问题，除了提供银行服务，政府还要加强保险、财政等配套措施，现在有些配套措施脱节，没有形成效益，如果将这些问题解决，就好办了。”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杨玉成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旺盛，但由于金融机构处置抵押物障碍较多，农业贷款过度依赖担保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创新农村金融支农方式。

针对目前农村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不顺利的问题。杨玉成建议：“建立担保与反担保机制，实现责、权、利统一，农村借款人作为贷款第一责任承担者，应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等向信贷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担保机构可依托县、乡、村各级组织在处置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方面的优势，保障担保资金安全。”

呼吁政府暖场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向记者表示，应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他解释说，五十年代就有农村信用社，现在农村信用社正在改制，已没有合作性质了，原来有基金会，已被关停。现在又提合作金融，说明农村需要合作金融。他认为农村金融立法需要给合作金融空间，对以往的探索应给予肯定与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副主委王新强对记者谈到了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他向记者表示：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实体经济，但通过他调研的近百家企业发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没解决。银行更愿意贷给那些风险相对小的企业。目前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相对较小。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出面做更多的工作。

近期互联网金融在农村暴露的风险也引发了代表、委员的深思。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建议，从机构监管应向行为监管转变，从事后消费者保护向事前消费者保护转变。

“互联网金融本身没问题，但利用互联网来从事非法活动，这是不允许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认为，这反映出我们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面还需要加强，还需要跟进。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规范互联网金融，这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规范不等于限制，是为了让互联网金融更好的发展。”周晓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