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作家关军来到甘肃省东南部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进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观察和访谈。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和很多人一样，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

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为保护隐私，乡名为虚构)。

“一片灰黄”4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女生笔下的这4个字给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隐藏、忽视的声音。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暂别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的仪式，就这么悄然完成。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3个月，而且包括春节”。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他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对于这个超过6000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并不了解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需求。他的想法是，通过纪实文学的手段，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带给人一种务必警醒的冰凉。

这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被冻醒，那就再喝一杯。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每间拥有10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20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锦泉如约过来接我，他是一家公益机构的驻校社工，20岁出头，广西人，过去3个学期一直陪伴着东胜学校的孩子。

走进校园的时机还不错，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早操之后，跟随锦泉拜会了杨校长。校长室的隔壁就是“第二课堂”，锦泉与一位名叫嵘嵘的社工在这里工作，它同时也是学生们的借阅室、娱乐室。

第一阵课间铃声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10多个，他们就围在我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一个梳着短发、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