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尘肺病人的妻子站在自家门前

一个失去儿子的老人坐在房前

一个卧床不起的尘肺病人

原标题：不能呼吸的村庄

本报记者 杨海

□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

□42岁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

村里的旅馆已经半年没住过人，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只有不远处的诊所里挤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大部分时间，木匠都在给村里的男人打造寿材。

这个藏在陕西山阳县的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诊所里输液的尘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

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它让一个父亲失去3个儿子，让一个妻子失去两任丈夫。而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在村子里复制，一些老人将失去所有儿子，上百个女人成为寡妇。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

“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都干不了，活着就是个累赘。”诊所里，一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因为剧烈咳嗽憋红了脸，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这句话。

离家的那天，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庄没什么两样：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紧握着犁把，踉跄地跟着两头耕牛前行；女人背着竹篓，准备上山砍过冬的柴火。

直到太阳漫过山头，气温开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从各家院子里冒出来。他们慢悠悠地拎着凳子走到门口，眯着眼晒起太阳。比起往年，这已经是暖和的冬天了，他们想抓紧享受这“救命的天气”。

这个时候，山下的诊所也热闹起来，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的尘肺病人。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竖满了输液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挂着三四个药瓶。在病人和错乱的输液管间，医生郑忠友只能侧身低头行走。那些来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诊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疗。

在冬季，这是诊所里每天都出现的场景。

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虽然已经进入“二九”，这些尘肺病人仍然憋得满头大汗，有人紧闭着眼使劲儿往后仰着头，有人俯下身伸长了脖子。

“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

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郑忠友还记得，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怪病”时，村里的男人正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打工，他们几年前发现了那里的一家金矿。

“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

王书国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

彼时，遍布全国的矿山上，开矿的爆炸声正隆隆作响。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

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

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

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

“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

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

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

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

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

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

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