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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消失的女孩
主笔 刘世昕 本报记者 何林璘 杨海 兰天鸣《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26日01版）
 1月30日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韩朱岗村，村里的大人孩子前来观看婚礼前的演出。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 村民刘伟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十多个男娃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3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西安交大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多生’，就只能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老百姓说，子女少了，以后养老怎么办？生不出儿子，不是断了祖宗香火”？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华曾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 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农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走小路。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在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 2个孩子， 所以生第 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考虑到大多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孩半政策，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责任编辑：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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