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故事，很残酷也很无奈，一步错半生毁……

（一）

20岁那年，我和他在学校的一次报告会上相遇，电闪雷鸣般好上了。他个子矮，长得丑，收入少，学历低，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时的我，是圣母们口口称赞的类型——傻白甜，家境尚可，有颜有身材，名牌大学学生，也不用担忧找工作，我只要爱情，面包不是事儿。

那次，几名军人受邀来学校做英勇事迹报告，他是其中之一。报告会后，疯狂的学生妹子蜂拥着他们合影留念，交换联系方式，我是其中之一。

之后，两人联络起来，先是写信，而后电话。他说着在部队的训练和艰苦，询问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叮嘱我注意身体，细心体贴，深情温柔。每次通电话，总是他打过来，结束时从不先挂电话，一直等我先挂。信里更是情意绵绵，柔言蜜语，让我百读不厌。

他所在部队驻扎地离我学校不远，时常在周末带我满城逛，找各种小吃，买各种小玩意。烂大街的爱情宝典里总是提到一点：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就看他舍不舍得给你花钱。他是真舍得给我花钱，有五块能给我花四块的那种。每次出去逛，虽然都是吃小馆子，买地摊小物件，也必定将他身上所带的钱花个精光，只剩他坐公交返回部队的路费。他说，家里穷，父母年龄大，要每月给他们寄钱。

就这样，虽然穷，我们仍爱得忘乎所以，周围所有人的不解、劝阻都如清风，阵阵吹着，但不能撼动我们一分一毫。

相爱第二年，他从部队转业，要回老家农村。在我面前，他泪流满面，说对不住我，说他哥哥当了上门女婿，父母只能靠他养，必须回去。

这个时候，一向温顺的我，做出了我这一生唯一一次的壮举——私奔。我的人生，因此而改写。

（二）

在此之前，我的命运，就像电脑里早已编排设定好的程序，在出生那一刻启动运行，过程和结果一目了然。与其说是我的人生，不如说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的人生，她是我这个程序的编写者。她负责编剧，我按剧本演出，上什么兴趣班，读哪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选什么专业，诸如此类，不分大小，都由她决定。

作为大学老师，爸妈很爱我，但也刻板严厉，妈妈尤为强势，她自负地认为只有她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必须无条件服从，并因此要对她感恩戴德，拒绝就是忤逆，大不孝。

到外地读大学，是20年来少有的顺从了我的意愿的事件之一。逃离这个家，逃离爸妈的掌控，已经成为渗入骨髓的渴求。年龄每增长一岁，这个冲动就加深一层，年年往复，上大学被我视为实施计划的唯一机会，以死抗争。

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动，并许诺毕业就回来，只是想去外地看看。如此，爸妈终于放行。离家在外的日子，生活费爸妈给的很及时，数额充足，接他们电话就算是我付出的代价，但已流于形式，无法影响我的生活。

我真的是神采飞扬，得心应手，欢快的不得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深藏内心的不安、自卑，已经成为了我这具躯体的一部分，且不能像肿瘤一样通过外科手术割除。它们如影随形，时时提醒我眼下的欢乐时日不多，谴责我不该这么没心没肺地挥霍光阴。我总觉得这快乐不是我应得的，像是偷来的，随时会被什么人拿走。对此，我束手无策，恐慌不安。

直到遇到他，我才有了发力点。他对我的爱，给予我安全感，满足感。我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他就是我挣脱过往的机会。我牢牢抓住他，就像落水的人抓住飘过来的浮木，唯恐一松手它就会飘走。

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潜意识隐藏着这样的想法——他条件那么差，我条件这么好，他一定会非常珍惜，会好好对我，哪怕是结婚以后也不会变。事实证明，爱情往往不按想当然的逻辑出牌。

恋爱的事情自然瞒着爸妈，无法想象他们知道我找了这样一个对象会是什么反应。在决定跟他走后，我先办理了退学手续，卖掉了书本等杂物，拎着一个旅行包走了，包里只有几件衣服，还有他写给我的一摞信，一封都没丢。

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临走时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退学了，跟男朋友去他老家了，要在那儿结婚，不回去了，也不用找我。一口气说完，停顿了一两秒钟，电话里没有回声传来，我挂掉电话，走了。

妈妈疯了一样打我手机，我不接，最后关机。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和坚决，总之，不曾犹豫过，我想，就怕天塌地陷也不能阻止那时的我奔向爱情，奔向自由，奔向未来。

（三）

知道他家穷，但真的出乎我的想象。

土墙围起来的两间青砖草房，屋顶铺的麦秸秆已变灰黑。院子一角拴着几只羊，看到人进来“咩咩”叫着，东边是一间黑咕隆咚的小房子，烟熏火燎的，一看就是厨房。进正房，冲门口靠墙摆着一张黑乎乎的方形高腿木桌子，两边各一把老式木椅子，同样黑乎乎的。桌子右手边，是一张床——两条长条凳架一张木板，上面的被褥倒是铺得整齐。其余角落里都是见过或没见过的杂物。看到那床的时候，我心里忍不住嘀咕：睡在上面不会倒么？

桌子左手边，是另一间房，用一件灰白色的布帘遮挡着。掀开脏兮兮的布帘，房子里一床一柜一火炉。床是老式的木床，柜的样式也没见过，笨拙厚重，也是黑乎乎的颜色。床上铺的被褥倒是新的，干净整洁。看过后心里暗想：这就是我要住的房间了，幸好床不是木板架起来的。

那是一个冬天，不太冷，炉子里的火很旺，“呼呼”地响，烟筒通过外面房间，拐个弯伸到房檐下，吐着白烟。他悄悄告诉我，家里本来不生炉子，怕我冷，他父母特意买了炉子和煤烧起来。

他依旧细心体贴，修了厕所，刷了墙皮，添了几件家具，羊粪天天清理，家里干净整洁，知道我有起夜的习惯，还特意备了尿盆，每到半夜就喊我：“老婆，起来尿尿了。”

从部队转业的时候领了一笔补偿金，他用这钱买了一辆车，接些拉沙子、拉水泥的活。怕我孤单，他走到哪都带着我，他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吃零食喝饮料，听他胡吹海侃。收入不多，花销也不多，没钱，有快乐，跟我之前的生活完全相反。

再给妈妈电话，是在我们结婚前。我说，我要结婚了，你们来参加婚礼不？她破口大骂，骂我骂他，边哭边骂，歇斯底里，最后撂下一句“你敢结婚就断绝母女关系”，“咣”地扣了电话。

内疚归内疚，我还是跟他领了证，在家里办了再简单不过的婚礼，婚礼上没有一个我的亲朋好友，我也不觉得难过。

有活的时候，我跟着他一块出车，没活的时候，他带我四下里转，介绍他的亲戚朋友给我认识，或者买原料回来做我爱吃的饭菜。在他身边，我内心非常安定，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跟爱的人在一起，粗茶淡饭，相伴一生。对于这一点，我异常笃定，不曾怀疑过。

（四）

孩子的出现再次扭转了我的生活。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像公路，一眼望去坦坦荡荡，但在目力所不能及之处，埋伏着一个拐弯，等车驶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来不及倒回去，只能向前。在这辆车上，我们只是乘客，方向盘握在什么神秘人物的手里。

在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孩子听不到声音。去医院检查，被告知是先天性耳聋，不可逆，不能手术或药物治疗。

课本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名言开始跳出来显灵，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的脆弱性开始显现。孩子必须要尽早戴助听器，进行听力言语康复训练，这是最基本的手段，可是我们没有积蓄，也跟周围的穷亲戚借不来钱。

束手无策之余，我们带上孩子去了我爸妈家。妈妈第一次见到他，也第一次知道她有了外孙，也第一次知道了外孙的残疾。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又开始咆哮，边哭边骂，骂我们造孽，骂我们活该，眼泪滴答在孩子脸上，哭着骂着。哭够了，骂不动了，她一脸悲怆决绝，让我们滚，孩子留下。

在心狠和执拗方面，我铁定遗传了我妈。放下孩子，我们走了。之后的几年里，孩子被我们刻意遗忘，不闻不问，妈妈也不联系我们。

但我和他同乘坐的车辆，早已走上了岔道，驶离了原来的方向。这是从我家回来后我才察觉到的。他不再带我出去，干活的时候不带，去玩儿的时候也不带，开始埋怨我这也不会做那也不会做，只会吃喝睡。他的好脾气也不见了，稍有不顺就骂骂咧咧，甚至动手。

心底的恐惧感又开始弥漫上来。我被困在海中央的浮木上，四下无人，没有往来船只，呼救声如水滴跌进沙漠里不见踪迹。他就是我怀里抱着的浮木，不能松手。我不能接受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

（五）

我试着改变自己，迎合他。我招架不了那种又笨又重带横梁的自行车，就步行两个小时到镇上去买咖喱酱，只因为他想吃。没有进过厨房的我，开始学着在黑乎乎的灶房里烧柴做饭，学着给那几只羊弄草、扫羊粪，学着拆洗、缝制家里的棉被，掏厕所，甚至试着下地干活。

所有的改变在他眼里毫无意义，依旧整日抱怨、讥讽，早出晚归。我已经唤不回当初的他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这么想。

有一天，他从发廊带回一个女人。那女人顶着一头黄色卷发，浓眉红唇，进到我们的房间后往椅子上大咧咧一坐，对着他说了句“累死了”就开始玩手机，视我不存在。

他气势汹汹地冲我喊：“我们饿了，做饭去！”

饭桌上，他们两人嬉笑不停，我脑袋一直“嗡嗡”地响，像有成群的蜜蜂飞进飞出，我运用全部精力控制自己行为不失常，心里默念着“镇定”“镇定”“镇定”。

他对着菜盘子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俩对我都很重要，你们要好好相处。”

那是夏季的某一天，我浑身冷汗涔涔，抱在怀里的浮木“咔嚓”一声碎成细屑，随着波浪一起一伏飘远。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碎屑飘远。

我回到了爸妈身边，在妈妈的安排下，迅速办了离婚手续。没有财产要分割，孩子、债务都归他。

妈妈对孩子如同对我一样，在物质上给予了足够的付出，在精神上施加了更严厉的管制。孩子语言没有障碍，能顺利地说出完整的句子，性格极为顺从。

那几乎算陌生人的爸爸来接他的时候，五岁的他噙着泪，一声不吭地跟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