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1989年冬天,我正上小学。 有一天,村里的治安员到学校通知隔两天到大河滩参加公审大会。放学回家,挂在房沿下的喇叭就开始了熟悉的吆喝声:“通知啊,紧急通知!后天上午八点,县公安局要在咱村召开公审大会,家里有人的,全部到场,如果谁没有到场,扣2分工分。八点钟集合点名!” 
…… 早听说要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而且是联合公审,因为大河滩地方足够大,附近五个大队的村民都会过来看。 第二天,家里就来了几个不太熟悉的亲戚,妈招待他们是擀的面条,虽然炒了几个鸡蛋,我和妈却是在厨房里吃饭,鸡蛋就没有了。 村里的干部都是身穿蓝灰色标准中山服的,治安员们却是黄色军装,黄色帽子,就跟电影上的一模一样。 他们用白灰在大河滩画下十几个大方块,前面的是学生,后面的是各个大队的名字,都用白灰写在大石头上,方便人们寻找位置。 我们学校有小学和初中,划分的场地最大,也最靠前。我和小伙伴们早早就寻找到了分配的场地,学校老师专门讨了一些白灰,划分了各个班级的位置。 晚上吃过饭,大家围着堂屋里的火盆烤火,我躲在阴影里偷偷端详着这些亲戚,听他们说话。 一个说:“刚娃这孩子也太不值当了,这回坐实流氓罪,也不知道是判刑还是枪毙?” 那个说:“哎呀,都是他们太剩蛋了!枪毙了更好!” 
…… 他们谈论的人名中,有一个我还认识,给过我桃子吃,也算是有点亲戚吧。其他的人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当时好奇的是“公安局”(泛指警察)会怎么处罚这些流氓和强奸犯,也并没有想过替他们惋惜什么的。 冬季山村农民的主要工作是开荒和积攒干树叶,或者上山砍材火,也不算很忙,这天到了,大河滩里很快熙熙攘攘来了很多人。 在“公安局”还没有来之前,有精明的人扛着糖葫芦棍,吆喝着,还有人挑着竹框,里面是品种不多的零食,敲着铜锣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我们村里的大伙师,平时都是免费给有事的家庭做饭的,今天却在田畊上烧开了油锅,炸起油条和散子(一种很薄的油炸面食)…… 村民们穿的衣服颜色也是比较统一的,蓝灰黑三种,偶尔有当年结婚的新媳妇,穿着会花哨一些,别人就会打趣她,“今天可是审流氓呢,你可得小心坐远点,别叫流氓惦记着了!” 闹得这些小媳妇大姑娘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们这些学生根本就没有坐在划定的位置,寻找到家人,要上两毛钱,大人不给的,就放声大哭,别人会说:“今天人多,你就给他呗,别叫人笑话!” 货郎挑子那个人带着火车头的帽子,一看小孩子远远的看着,就会拿出一包颜色鲜艳的糖果,或者金黄色的油炸包衣花生,像一个皮条客一样勾引着。这些孩子往往经不起他的诱惑,时间不长,就拖着眼泪鼻涕,拿分钱或者一毛的纸币,换回去三两个吃的小东西。 买过了,就不能再买了,只有远远的看着,强咽着喉咙里的口水。 将近十点的样子,车来了! 远远看到几辆军绿色的卡车,在河滩里颠簸着,驶过来。车上的大喇叭,公布着这些“罪犯”的罪行。第一辆卡车上站着十几个身穿军装,手握步枪的士兵,走近了,才看到卡车里竟然还有一挺机枪,机枪手趴在车厢里,枪口对着后面的卡车。 
第二辆卡车上是五个“罪犯”,手铐拷在卡车的箱体钢管上,第三辆上面有四名罪犯和几个警察,最后一辆车的车头上同样是一挺机枪,十名不知道是解放军还是警察的“公安局”。 那个年代,在山村里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公安局”,“公安局”三个字可以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个机构,农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尤其用来吓唬小孩子“公安局来了,你哭吧!”小孩子嘎然而至,屡试不爽。 卡车的后面是一辆吉普车,里面下来几个身穿蓝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一个梳着短头发的女人赶紧给他们照相。领导和我们村以及附近村的支书、村长握手,走在前面,坐到大石堤改造的审判台上。 
大领导和村里干部们是很好分辨的,首先穿军装的领导戴的是大岩帽,穿中山装的领导没有戴帽子,头发都梳的很整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摩丝”,可以防止头发散乱。 村长们的衣服都有些掉色,有一个可能头天还在干活,沾有泥土的样子。领导们胸口别有钢笔,村干部们没有或者只是一个坏的笔帽。 对于领导讲话,没能记住一丁点,记得最清楚的是哪个胖乎乎的“公安局”大喊一声,“上绳”! 
底下背抢的警察们两个人一组,压下来“罪犯”,一根麻绳横搭在罪犯肩上,两个人一边一个,绳子在罪犯胳膊上缠几圈,不知怎么套成活扣,一人猛地一脚把罪犯踹跪倒在地,绳子用力向上一提,就听见罪犯杀猪一样的哀嚎。 有一个罪犯骂起了他的母亲,说母亲不该生他,或者不早点溺死他,让他受这个罪。 第一排的同学后来说,那些“罪犯”的胳膊可能都断了,他们听见了“咔嚓”两声。 不知道“罪犯”的胳膊断了没有,后来学校流行绑犯人的游戏,有人模仿那个“公安局”,真的把同学的胳膊捆断了,那是后话。 
罪犯是不允许嚎叫的,随着主席台上严禁大声喧哗的要求,有的罪犯身上挨了几枪托,有的挨了几脚。不想再多受皮肉之苦的,只能咬紧牙齿,流着冷汗,把腰弯起来,鼻尖几乎挨着石头,用以减轻胳膊的疼痛。 我们看的也是胆战心惊,不敢大声出气。就连后面小声说话的村民们也安静了。 他们一个个弯着腰,爬上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木台,脑袋后面插的一米左右的木板上,用红色书写着他们的罪行和名字。 接下来是对他们的宣判,因为什么罪判刑或者是死刑。 
几天后的枪决现场我没敢去看,去的同学回来几天都做噩梦,他说他看见步枪射进那人的后脑勺,白色的脑浆混合着红色的血液,好多人都吐了,不知道究竟是害怕还是恶心。 审判结束,已经过了中午,村子里放起了鞭炮,表示公审大会圆满,只有那些“罪犯”的家人,偷偷流泪或者大声痛哭着。 可是没有人同情她们,谁叫他们家出了一个“罪犯”呢,活该!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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