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浦东区大团镇的多利农庄，是上海市最大有机蔬菜种植基地。每天下午两点，种植基地负责人丁亚萍便会拿到一张第二天全市会员的蔬菜需求单：“我们可以在下午2点前搜集全部会员的购菜需求，4点完成采摘入库。蔬菜会在下午5点进入恒温8℃～12℃的包装车间，凌晨4点，装有定位系统的冷链物流车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到达上海的任何一个角落。”一切都经过严密的计算，因此可以在损耗、品质和效率之间实现最好的平衡。

集互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科学的管理制度相结合，正在实现着现代农业生产的实时监控、精准管理、溯源管理、远程控制和智能决策。当农业变得“智能”，基于数据化在线化的新农村和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新农民也在“跨越发展”和“弯道超车”中应运而生。

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愿不愿意种地、会不会种地、什么人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时隔3年，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与农业农村经济加速融合，为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为回答习总书记这个问题找到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新农民要成为种地的主体力量，信息化要成为种地的先进手段。

跨门槛——“互联网+”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当顶层设计与政策落实渐次展开，中国农业的信息化之路前景明朗，信心满满。

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互联网+”行动提升至国家战略。将“互联网+”作为信息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改造传统农业，成为中国农业必须跨越的门槛。4个月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现代农业作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

2016年4月，《“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出台，明确了未来3年的总体目标——到2018年，农业在线化、数据化取得明显进展，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基本实现，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迈上新台阶，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有力支撑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新农业——将天上的卫星同地上的种子联接，将一头生猪的出栏纳入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当数据在产业重塑中“活”起来，农业开始变得“会思考”。

春耕时节的黑龙江农垦友谊农场，播种、施肥方案的“制定者”是农机和计算机。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农机在上一年秋收作业时，定位取土样、监测作物产量，计算机数据库系统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后，以地图为基础编制出播种、施肥实施程序。来年春播时，农场工人只需将数据卡插入农机监控器，借助测速传感器等，就能按照预先编制的程序，自动完成变量播种和施肥。整地时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自动控制的大马力拖拉机，耕地千米误差小于2.54厘米。

播种如此，收获亦如此。最近在浙江温岭召开的台州市农机信息化工作会上，两台特别的收割机引来参会者的“围观”。装配有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收割机不仅会统计，还会管理。通过摄像头，种植大户可以看到自家的田地里，哪一块收割了多少，产量如何，稻子还未入仓，今年的收成就已经了然于胸。

信息技术、科学原理、现代装备等现代文明成果正在对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大数据的精准“计算”下，农业的各项资源要素被优化配置，甚至连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都被能够被资源化利用实现“零排放”，曾经繁重的农事活动，代替以轻点鼠标，优雅完成。

如今，在农业生产基础较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地农垦系统以及各地大型国营农场，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自动控制的网络化农业环境监测系统正在普及。与此同时，在大宗农产品的规模生产区域，天地一体的农业物联网测控体系、智能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定位耕种等精细化作业已经成为现实。

大北农集团农信互联有限公司研发的“猪联网”已经成了河北省邯郸市养猪户吴群手机上必备的APP。经历了数次猪周期，深受其苦的他现在学会了每天在猪联网上查看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和生猪供应的增加量，更学会了利用其中的数据系统，计算自家猪场的PSY——母猪年均提供断奶仔猪数，这是衡量养猪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吴群开始知道，在我国，这一指标一直在17、18头上下徘徊，而国外先进水平能达到25至26头。

新农民——具有互联网思维、懂得现代信息技术、能够触网营销，当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进入农业，回到乡村，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迎刃而解。

孙云朵是上海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本来应该在都市大型媒体寻找自己的新闻职业理想的她，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回乡卖葡萄。她的“云朵葡萄”通过云朵电子商务公司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乡亲们原本年年在丰产期滞销的葡萄如今还没有下架就被各大水果批发市场订购一空。同样卖得脱销的，是老乡们散养的笨鸡蛋、笨鸭蛋、丑地瓜和纯手工的地瓜粉条。

越来越多的农民上网“触电”，也因为能够“触电”，越来越多像孙云朵一样已经走入城市的人，愿意回乡来做新农民。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为农民培育互联网思维，学习运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5%，农村网民数量达1.9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32.3%。农民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的生产者向生产经营主体的转变，懂生产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队伍正在壮大。

搭乘信息化的快车道，“互联网+”已经成为强农惠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一条现实途径，特别是农业电子商务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已经显现。浙江省遂昌县将农业电商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变区位劣势为生态优势，连续多年农民增收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通过发展农业电子商务，茶叶、猪肉、禽肉远销国内外，仅地瓜干从线下到线上身价就增长了4倍，去年全县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5.48亿元，同比增长33.7%。甘肃成县依托核桃、中药材等特色产业，把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走上了电商扶贫的路子。全县676个网店中有350个与3682户贫困户、13255名贫困人口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共销售贫困户农产品1120万元，实现人均电商扶贫纯收入294元。互联网催生的分享经济新模式，让农民在信息时代得以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互联网+”对农业的助力，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产品营销层面。曾经创办了淘宝特色中国项目，如今开始试水大宗农产品电商模式的“宋小菜”CEO于玲兵说，互联网进入传统农业，首先要改变的，是传统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一些“习惯”。“同样是胡萝卜，杭州人喜欢吃小号的，武汉人喜欢吃中号的，北京阿姨喜欢买大的。在传统的农产品流通过程中，收购商只把自己需要的等级挑拣出来收走，留下的尾货农民要么便宜处理，要么烂在地里。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农产品非标属性造成的浪费，就是互联网改造农业的力量所在。”

在“宋小菜”设计的“反向应供链”上，菜贩侠姐用手机终端上的APP下单订购第二天需要销售的农产品，千万个菜贩汇聚来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各类农产品在规格、品质和数量上的需求，这些数据经由“宋小菜”的数据分析整合系统继续向上传导，最终在产品供应地，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产品需求单。作为宋小菜的生产合伙人之一，来自山东安丘的“小齐生姜”从产地直接采取了品种确定、种植过程标准化和整箱整包发售的形式。不同规格的生姜从走出产地的那一刻就经过了严格的筛选、清洗，装在相应规格的包装箱里，按照大数据的指引直接投放到有不同消费习惯的销地市场，快捷轻便，投放准确。

新农村——农业信息化不仅仅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和经营革命，当涉及村庄治理的村务信息在线化，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数据化时，“智慧农村”呼之欲出。

在“互联网小镇”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镇级运营中心，记者点击触摸屏进入综合服务平台，涵盖产业、运营、服务、管理和创业等5个子平台多项应用呈现眼前。“平台的设计理念就是镇村互联、精准服务。”平台设计负责人徐珍玉点开农村政务板块，在农村扶贫应用下，全镇扶贫户的家庭、生产信息一览无余，“村级信息员负责采集相关信息后上传至镇级平台，贫困户家里要在网上卖什么农产品，家里的农家乐能提供多少客房都能通过电商连接，这样精准扶贫就有了针对性。”

便捷的信息服务使农村成为创新的优良平台。石山镇美社村村级服务中心的信息员王礼劝就是返乡的大学生，发挥专长为村民提供代买代卖、缴费等服务，月收入3500元以上；石山镇三卿村的微商王杰带着村民发展休闲农业，月营业额达到15万元。石山镇参与互联网小镇的企业有30多家，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超过百人。

互联网小镇是海南省以信息化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一次探索，包括石山镇在内的十个互联网小镇都建立起了四级协同的信息服务站点和专职信息员队伍，55个村级信息服务中心形成了涵盖旅游、电商、生活信息和金融服务多个板块的信息服务体系，与当地的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软环境和发展潜力吸引来了京东、大北农等企业的关注。

江西省新余市下村村民王利民发现，曾经办点什么事都要往城里跑的生活，突然变得方便多了。代缴水电网费，网购农资和日用品不说，种水稻过程中遇到什么难题，病虫害和气象预测信息都可以从开在村头的益农信息社得到。

“凡益之道，与时谐行”，一场以互联网为主要动力的农业科技革命浪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我们相信，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各级农业部门的积极推动，凭借中国农业强劲的生命力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互联网必将成为农业现代化征程上的新引擎，驱动和引领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之路上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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