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品格 名士风范
——怀念杨子江
谭启滔

阳江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杨子江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八周年了。最近笔者再次拜读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的《杨子江诗词》，仿佛又见到他在阳江和湛江工作时威武高大的身影，又听到他那高昂宏亮的声音。

金戈铁马战士风
杨子江同志（他在阳江和湛江的老部下都称他为杨叔）是广东中山沙溪申明亭村人。1918年出生，父居香港，兄侨美国。1937年初，受抗战烽火影响，他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立即组织知识青年读书会、话剧社，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特别是秘密传阅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思想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37年冬天，杨子江赴中山五区三乡参加谷镇文化界抗敌同志会的抗日宣传巡回演出，并在桂山学校任教。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山县委恢复活动后，较早入党的年青党员之一。1938年夏、秋之间，他奉命回到中山二区建立中共二区独立支部，任支部书记，由县委直接领导，开展党在农村的抗日工作。抗战时期，他历任中山游击队中队长，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政训室主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有一次他返乡组织抗日骨干分子布置任务，敌人闻讯后火速派出大队人马把村包围起来，追捕杨子江，声言要抓活的。但他沉着机智，在家人和群众的掩护下，终于脱险。他的弟妹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参加革命，他的家和堂弟的家都成为革命的联络站。中山沦陷后，组织上派他到日寇占据的石岐镇，建立更为隐蔽的党组织，开展地下秘密活动，多次艰险地完成组织上交给搜集敌寇情报的任务。不久组织上又调他回中山二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在当地的联防办事处内部掌握了一个中队，并任中队长，秘密编入了我党领导的中山游击大队。在广阔的游击战场上，他历经百次战斗，为华南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奇功。
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杨子江奉命到香港，在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海外华侨的宣传统战工作。他曾先后主编《侨讯》、《中山华侨》等刊物，深受港澳同胞和华侨的欢迎。根据时局形势的需要，东江纵队奉命北撤，他因工作需要未随队伍北上。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同爱人孙烈化装成商人，经上海沿着组织布置的路线，乘船北上。不料到山东省烟台石岛海面，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咸宁”舰截获，被囚禁在舰上3个多月，他俩受尽各种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誓死不暴露身份。敌人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杨子江夫妇终于安全归队。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有人打算从敌伪档案中寻找杨子江的叛徒“罪证”，但万万没有想到查出来的却是敌人出花红要买杨子江人头的证据，从中看出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子江重任在肩，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三罗总队七团政委、粤中纵队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转战粤中地区。在解放战争中，他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带兵浴血奋战，被纵队司令员吴有恒称为“很会用兵”的年青指挥员。在开辟新兴的战斗中，他亲自布置指挥“夜袭船岗”的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全歼敌人一个中队，缴获机枪步枪一大批，俘获伪乡长，拔掉反动头子叶肇在家乡营造的据点，打开了新兴县工作的局面。对我党建立广南根据地及粤中武装斗争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49年4月新兴县人民政府成立，杨子江被派任新兴县县长（因有其他任务，未到任）。解放战争时期，杨子江在指挥战斗中善用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的“癫马战术”让敌人闻风丧胆，晕头转向。1949年秋天，他率领所在的部队配合南下大军歼灭了刘安琪兵团，解放了全广阳地区。杨子江在指挥这个战役中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一是找船架起了鱿鱼桥的浮桥，使南下大军迅速渡河；二是派部队同大军配合，给他们做向导，使大军能够抄最近的小路达到拦截敌人的目的；三是战斗进行时，为大军准备好600张病床收治战斗中受伤的士兵200人；四是充分满足10万大军吃的粮食和马的草料；五是配合大军追歼俞英奇的部队。他还组织了征粮队，宣传队，维持治安队等。忙得几天几夜没能睡觉，熬到眼睛都红了，为解放广阳地区，杨子江立下了汗马功劳。
笔者的大哥，湛江海关离休老干部谭启浩（杨子江任阳江县委书记时，他任区长，在杨子江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一篇《深切怀念杨叔》的文章中，深情地说：“几十年来，（自己）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而革命初衷不变，是与杨叔的教诲和影响分不开的。”湛江市政协离休老干部许荣坤同志，湛江市人大离休老干部冯正廉同志（阳江解放初期在杨子江领导下工作），从内心发出一个共同心声：杨叔是一位好领导，是我们的好兄长，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为民从政甘沥血
广阳地区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杨子江留下任阳江建国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姚立尹任县长。他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在革命征途上迎接新的考验。笔者走访姚立尹同志（原湛江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离休老干部），他动情地说：“杨叔在阳江任职期间，他象大哥哥一样，在政治上爱护着我，工作上支持着我，我们是一对最佳拍档。”阳江刚解放，剿匪、清霸、支前，征粮、土改试点、巩固政权等项工作，杨子江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一天工作十六七小时，何明同志（阳江市离休老干部）当时任县委秘书，他回忆：“杨叔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未熄，饭凉了又热，几次都没时间吃。”杨子江亲自带队参加雅韶镇笏朝村搞土改试点工作。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他因所谓“和平土改”事件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而被撤职，但他没有埋怨，主动承担责任，服从组织决定，到江门工作。所谓“和平土改”事件，其实是杨子江坚定执行中央土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受到错误处理，后来得到平反。
从1951年春天，杨子江调到粤西区党委工作，直到1978年离开湛江调到省里，在湛江工作长达20多年。他历任湛江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等要职。为湛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水利建设、农业发展和宣传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无私的奉献。因为当时湛江地委领导着包括现在的湛江、茂名、合浦、北海、钦州、阳江等市县，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为了熟悉湛江的橡胶生产，他深入到各个农场，请教种胶工人，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两次陪同地委副书记陈文高向周总理汇报橡胶生产情况。在地委工作期间，身为领导干部，他很少坐办公室，经常下乡和群众"三同"，在海康（现雷州市）的龙门水利工地上，他吃住在工地，与群众一起劳动，晒得背脊掉了一层皮。他在吴川当了半年的社员，每次回家都叫家人为他准备大包小包，为“三同”户带米、带衣服、带钱去。老干部林彦举同志（原湛江市委常委、秘书长、湛江市人大主任）从认识杨子江并曾在他领导下工作，长达47年。笔者在探访他时，他激动地说：“在湛江地委机关，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杨子江是最好的秘书长。”杨子江有海外关系，加上在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过，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长期得不到重用，列为控制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彻底平反为止。但他自觉地接受组织审查，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相信组织，严于律己。工作多次变动，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不满情绪，体现他坚强的党性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杨子江任地委宣传部长时，凡是与他共事过的部属，直到现在都十分思念他们的老部长。回忆当年，他们有知心话都愿意向老部长讲，有解不开的疙瘩都想向老部长倾诉。休息时间他和同事一起打球，也欢迎同事随便到他家里聊天，没有一点架子。他关心下属，为下属解决实际困难。如林彦举同志从香港调到粤西党委工作，其亲人还在香港，组织安排他住在粤西党委，由于当时香港与大陆对立，与香港通信，为了保密，地址不能写粤西党委。杨子江知道后，请林彦举同志将香港亲人写信寄给他家里，由杨子江每次再转交给他，不厌其繁。林彦举同志也有海外关系，杨子江亲切地教育他，要正确地对待组织上的审查，相信组织，还写了四首诗词赠送给他，对他鼓舞很大。后来林彦举同志得到组织上重用，杨子江又鼓励他勤政办事，廉洁奉公，林彦举同志深情地追思着杨子江当年对他的关怀教育时说“杨叔没有一点‘官架’处事，没有一点‘官腔’对下属，是我的好领导。”
杨子江善于把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秘诀”，凝聚成一句话——做文化界的贴心人，因此调动了文化艺术界人士的积极性。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当时湛江地区文艺创作工作在全省是名列前矛的。湛江版画更处于鼎盛的辉煌时期，曾经占有全国版画半壁江山的群体版画家。杨子江有一段较长时间在地区文联兼职，由于他深入基层，交上一批知心朋友。如理论界的林文山、冯止；美术版画界的钟锦涛（阿涛）、林抗生；戏曲界的谭天亮、孔雀屏；舞蹈界的丁映茜；音乐界的杜德恩、叶盛；曲艺界的潘超等。1959年10月，杨子江率领粤西粤剧团到越南芒街市访问演出。他为了让孔雀屏留下湛江工作，特意请孔雀屏坐他的车出发。途中杨子江亲切地与她谈心，希望她留在湛江发展粤剧事业。后来还买了一批《董存瑞》、《青春之歌》等书籍送给孔雀屏阅读，从工作上、生活上支持、关心她，使孔雀屏深受感动，坚定了留在湛江工作的决心。孔雀屏感触地说：“杨部长真是一位好领导，这是湛江地区整个文艺界公认的。”1998年杨子江在广州病逝，孔雀屏闻讯后专程从湛江赶去为这位老领导送行，以感谢他当年的知遇之恩。1973年他刚刚解除监护，尚未真正解放恢复原职工作，就找熊夏武、何锡洪研究创作一部反映农业机械化的剧本。为了抓好粤剧《寸金桥》这部精品大作，他倾尽心血，反复深入到剧团去抓创作、看排练。亲自动笔修改剧本，多次在排练场上对细节提出修改意见。1960年周总理视察湛江工作时，根据省委、地委领导的指示，他坐在总理身旁，陪同观看《寸金桥》，讲解剧情，受到周总理的称赞。该剧本后来评为优秀剧本，在《中国戏剧报》全文刊登，还被上海剧团搬上舞台，一个地区剧团的剧本被上海选用，这也是破天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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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杨子江有三次拟调省工作，都因当时地委主要领导不放而失去升迁的机会，他毫无怨言，正确对待。相反有晋级名额，他都让给别人，部属工作有误，在上级追查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文革结束时，清查“打砸抢”三种人，杨子江对打过自己、抄过自己家的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希望组织对他们以教育为主，争取从宽处理。
1978年，杨子江奉命调到省美术学院任党委书记。在省美院工作期间他重视人才，热爱老师。到任后首先抓紧为干部教师的冤假错案平反，亲自做大量细致思想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深受大家的好评。他还虚心地向内行人士学习，不摆领导架子。有一次他带领一批省美院教授去珠海策划艺术和文化规划，在专家面前，60多岁的他就像小学生一样虚心请教，耐心听讲，并一再鼓励年青教师要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至今一些老教授还怀念杨书记，当听说图书馆已设立杨子江铜像时，老专家潘鹤教授关切地说，如果早告诉我，我一定负责塑这个铜像。1979年，组织上调杨子江到省教育厅任厅长。在任期间，他多方奔走，极力促成创建了广东外语师范学校和广东艺术师范学校，为广东的师资和艺术人才培养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普及初等教育，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加强外语和电脑教育方面，以及较早提出群众集资建校舍，改善教学环境等方面工作，杨子江都有较大建村，受到省委的表扬。同时他主张广东教育应加强内外交流，如借鉴英国、日本以及国内先进地区的教育经验等。在其任内，广东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他还与一批教师交上朋友，像广东特级教师丁有宽，就经常与他有书信来往，交流教育工作的思想心得。杨子江曾说过：“有丁有宽这样的老师，是孩子们的福气，更是我们教育事业的福气。”由于工作需要，杨子江在省教育厅一直干到69岁才退出第一线。

品格清高身满载
杨子江退居二线后，任省政协常委、省教育学会会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他继续坚持下基层，尤其是对贫困地区，他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78岁的高龄，还不辞辛劳，参加省教育厅的扶贫队伍，远涉四川，躬行蜀道。在全国和省有关教育的研讨会上发表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论文。由于对教育事业充满感情，1998年8月，杨子江在临终前还关注着当时严重的水灾，叮嘱要把他多年积蓄的两万元捐献给他生前战斗工作过的革命老区——阳东县笏朝小学。他去世后，他的家人立即为他实现了这一心愿。此事引起阳江老战友何明等同志的共鸣，他们奔走相告，出钱出力。不久，一个10万元的杨子江教育基金会设立在阳东县雅韶镇笏朝小学，每年奖给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份奖学金。后来老同志和有关部门把教育基金扩大，资金增至15万，用作建杨子江图书馆，与笏朝小学新教学楼同步于2003年10月落成，并在学校为杨子江设立半身铜注塑像，表达老区孩子对杨子江的永远怀念之情。杨子江的爱人及其子女还为图书馆捐赠四台电脑，一台钢琴以及大批新图书，传承他对教育事业的关爱。
杨子江离休后，一方面积极、认真地参加江门、阳江、中山、肇庆等地方党史、军史的编写工作。另一方面还爱习书法，挥笔创作诗词。他每天带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坚持读报和读书4小时以上。对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最新的知识兴趣浓厚，还经常收看电视台的英语教育节目，拥有相当丰富的英语词汇量。年近78岁的他，还让女儿买回一台电脑，每天坚持学习电脑，不久便在电脑上写诗了。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杨子江诗词》。这本诗词集汇编了杨子江各个时期撰写的诗词375首，原省委领导吴南生题写封面，杨应彬、向明为诗词作序。1997年，他还先后在广州、湛江、阳江、斗门等地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览，真可谓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杨子江革命的一生，高风亮节，无愧无悔。在战场上，他历经枪林弹雨，却“明镜前头百战身，铮铮铁骨白嶙峋。”在敌人的铁窗下，他漠视威逼利诱，“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地下工作中，他面对灯红酒绿，洁身自爱，“一片冰心赠玉人。”在和平年代，他勤政为民，即使在所谓“地方主义”和“文革”中受到莫须有罪名的冲击，也能“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坚信党，坚信群众，他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杨子江一生正气，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更严格要求。解放初期，他有一位同乡、战友在广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任校长，该校长建议杨子江把大儿子苗青送到广州他所在的学校读书。杨子江就是不同意，却安排儿子就读一间普通小学——湛江市第三小学。还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化，多和穷孩子交朋友，和他们一样光着脚上学，一起到稻田里拾谷粒，到河涌边去摸小鱼，到山坡上烤红薯。到了四五年级，有时星期天还顶着烈日，跟同学拉着大板车上山打柴。每逢国庆、春节前，杨子江就让孩子到湛江地委他的办公室、卧室搞卫生（他有意不让工勤人员搞）。目的是培养孩子从小热爱劳动，养成自力更生的好习惯。他身居领导要职，要求家属不能过问他工作的事，不能干扰他的政务。他是一位老同志，有许多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但从来不准孩子通过这些关系去谋私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大儿子失去考大学的机会，二儿子和大女儿连读高中都没机会，三个孩子在1968年都上山下乡去了。当时杨子江夫妇被监护、抄家，没有人身自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但他一直鼓励孩子要坚强，要坚持自学，不要放弃。在父亲的教育启发下，五个孩子都十分争气，靠个人的努力拼搏，全部都上了大学。其中4人读了研究生，大女儿还获得美国的大学的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杨子江在湛江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地区电影公司每周都会放映新的电影，给有关部门人员观看，不少人也带自己的亲属孩子去，杨子江的小孩也想让他带去看，他就是不肯，宁可出钱让孩子到电影院买票观看。杨子江调到省美院工作期间，因公出车，一般是不让家人坐顺风车的。他这种公私分明的高尚品德直到今天还在闪闪发光。
70年代，笔者到杨子江家里作客，他亲切勉励笔者，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修养。他的诲人之教，使笔者受益匪浅，为日后在媒体部门工作打下坚实政治、业务基础。
杨子江同志离开我们八年了，他用“精卫填海”的毅力，用“通天蜡烛”的精神给自己身边的同志留下了真诚，给自己的亲人留下了一份厚爱。在湛江，凡是认识杨子江同志的干部职工都十分怀念地说：“杨叔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真正的老实人。”这是人们对杨子江同志的最高评价，也是最好的口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