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之十九

 1978年初冬时节，我做了一件轰动县城的事情。
缘由还得从当年福建莆田的李庆霖给伟大领袖的那封信说起。约在1973年的4月份，当时作为小学教员的李庆霖，目睹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艰苦处境，毅然给毛主席写了封长达2000字的信。信中反映了知识青年目前的处境，要求党中央和国家尽快想方设法解决知青的困难。毛主席读了信后，给李庆霖回了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信一经公开，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知青们似乎在阴暗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丝光明。
此信传到我们林场的时候，大约是在1975年。我们县城里有3个农（林）场，所有的知青都是县城机关干部、居民的子弟。由于经过几年农（林）场的艰苦环境工作，知青们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农（林）场里干活了。于是，离县城不远的另一个农场的知青们暗中联合起来，突发其想联名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哪成想，那封特殊的信还没有出湛江地区便被退了回来，令知青们心灰意冷。
艰苦的农（林）场的生活如阴影一样笼罩在我们的心头，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知青家长开始纷纷活动起来，想方设法给自己的子女回城找借口，为的是让自己的子女跳离“苦海”。
转眼到了1978年，知青推荐上学已经根本没有可能了，招工却迟迟没有指标，留在农（林）场的知青基本上是些无职无权的居民子弟，还有一些就是有“历史问题”的老干部的子弟。在当兵无门、上学无路、招工无时的境况下，我们彻底的失去了“接受再教育”的信心。
因为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上了线（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无缘大学门槛），倒是林场里有一位领导为了不让我雨淋日晒，把我当作“知青秀才”调到了林场的小学里当了老师。正是在学校里接触了一些教师，才导致我斗胆在县城里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那些教师多是“民办”的，领着生产队的工分，生活好不到哪里去，对我们知青有一种十分同情的心理。在那些教师的怂恿下，我开始在大众广庭之中公开发表一些在当时是十分“反动”的言论，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但发泄归发泄，一点效果也没有。此时，我却突然想起了当年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与学校里的一位姓陈的中年女教师商量，是否用其他方式把知青的问题反映到社会上去，以期引起社会对我们知青艰苦生涯的关注。陈教师的女儿也是知青，我的主意一出，她当即表示同意选择“大字报”的形式。我们共同达成了一致协议：“大字报”由我写，张贴的地点由我物色，陈老师负责张贴“大字报”。
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用尽了我此生的“文采”，洋洋四五千字的《我们在用血和泪控诉》的“檄文”出笼了。“大字报”中的内容无非是目前知青的生活现状以及带有煽动性的言语。陈老师躲在学校的房间里，整整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抄了两份。“大字报”上隔不了几行就用红笔画上一道道的红杠，还在自认为是最“尖锐”、“典型”的地方打上一连串的着重号。
张贴的地点分别选择在阳春县农机二厂门前的墙壁（现在的阳春市区红旗路佳乐多电器商场门前）和阳春县中国人民银行（现在的阳春市农业银行）门前。因为这两个地方当时是阳春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
“大字报”张贴出来后，我的心如吊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此时已近“文革”尾声，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已经销声匿迹了，听说凡是乱贴大字报的公安机关都要追究责任。为此，我为自己鲁莽的举动后悔了好几个晚上。而且也为这种做法一直担惊受怕了一个多月。
“大字报”贴出来的翌日，我胆惶心惊地来到红旗路，目的是想看看“大字报”的效果。令我想不到的是“大字报”前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根本就挤不进去。好不容易才挤到跟前，我装着若无其事地样子看“大字报”，其实我是在看围观者的态度。围观的人群根本就不知道这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的作者就在他们当中。我正暗暗地高兴，这时，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两个警察来，他们一边拨开围观的人群，一边用照相机在上面不断地拍照。我当时就吓得往外钻。
过了几天，我在回林场的路上，有两个警察骑着自行车跟在我后头，我的心一直在“扑嗵扑嗵”地跳个不停。事后，我胆怯怯地向林场的领导打听，才知道那两个警察是来抓一个“投机倒把”分子的，让我虚惊了一场。
那张“大字报”在县城里轰动了很长时间。过了不久，我们的工资由原来的15元提到了22元5角，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那张“大字报”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