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在我市作专题报告时指出 政府要敢于放权善于放权

■ 本报记者/陆超

在昨日举行的“国内经济形势和贯彻中央、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题报告会上，省委党校陈鸿宇教授就怎样看待幸福指数的导向功能，怎样看待工业化和城镇化，怎样看待政府职能转变三大热点问题侃侃而谈，给在座的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课”。

找到短板提升幸福指数

“幸福是什么，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看法，不能以每个个体的暂时愉悦感作为幸福的依据，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幸福感受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幸福的直接依据，而要制定一套可测量可考核的指标体系。”陈鸿宇说，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十二五”期间的核心工作目标，必须构建一套可测量可考核的指标体系。

陈鸿宇认为，在制定指标体系时，要做到三个结合：将主观幸福感受与客观指标结合起来，既要以客观指标为主，但也要高度重视主观幸福感指标。对幸福感进行称量和考核不是为了“摆幸福”；将经济指标和人文指标结合起来，不能片面地强调GDP指标或人文指标，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将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特别要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贫困的、低水平的、短暂的愉悦不是幸福，富裕的“焦虑”也不幸福，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是蹩脚和荒诞的。”陈鸿宇说。

陈鸿宇坦言，粤东西北9个城市的区位和发展条件有很大差别，一定时期的部分指数增幅较快也是正常的。“但必须要正视存在的问题，看看造成这些‘短板’的原因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新增的，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还是自身发展引发的。找到短板，有的放矢，做长做强，才能有助于阳江提升城市的幸福指数。”陈鸿宇说。

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

陈鸿宇指出，一些地方将工业化等同于工厂化，误认为工业化就是办工业企业、抓工业产业，将发展工业错误理解为发展工业大项目。同时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区化、非农化，误认为城镇化率（城市化率）是没有极限没有边界的，城区可以无限扩展，城市化率可以无限提升，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永续的。

陈鸿宇说，城市化的本质是工业社会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从时间维度上看，城镇化的一般发展形态应是“城镇化启动——城市集群形成——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带”。当城市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的产业空间结构以“夹工夹农夹三产”为基本形态；城市空间结构以“夹城夹镇夹村落”为基本形态；生态空间结构以“夹山夹水夹绿带”为基本形态。“‘夹’不是杂乱无章，也不是粗略的功能分区，而是通过错落有致的交错配置，实现人口、产业的双重集聚，以提高国土的承载效率。”陈鸿宇说。

陈鸿宇指出，只有协调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及新农村建设，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区域协调发展长效联动机制，才能实实在在地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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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敢于放权善于放权

政府作为谋划和统筹“转方式”、“调结构”、“保稳定”、“促民生”的主体，在市场机制的面前，怎样才能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呢？陈鸿宇说，这需要规范和调节政府与其他的市场活动主体间的关系，包括规范和调节政府与企业间、与社会间、与公民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间的“责任——权力——利益”结构关系 。

陈鸿宇说，基层政府的财权必须与其“权力——职责”相对等，该统的必统、该包的必包，越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底线民生”和“基本民生”，越需要上级政府统和包，因此，要努力建立财政的统筹与补偿机制；二是该让的必让，越贴近市场的事务，越需要下放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权责，并赋予相应的履职的财力；三是该保的必保，确需下一级政府配合做好的有关工作或承办有关事务，要授予相应的办事权限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陈鸿宇表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简单地向下放权，还有“敢于放权”和“善于放权”的问题。要摒弃“全放”或“全收”的传统的“改革思路”，认真研究向谁放权、放什么权、放多少权、何时放权和以何种方式放权的问题，构筑起政企间、政社间、政民间和政政间合理的“责权利”结构关系。

人物名片：陈鸿宇是原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党校巡视员，兼任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区域发展组组长)、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省“ 十一五 ”社会科学规划应用经济学学科组组长、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研究中心教授、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省县域经济研究和发展促进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