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增值税税率17%应降至15%以下

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究竟如何走，近来舆论一直在探寻官方的相关政策动向。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减速让人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有了强烈的危机感，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没能解决的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此时更显突出，中国经济正处在重要转折关头。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各种危险的历史陷阱，为进一步的转型奠定更好的基础？

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在解读各类宏观数据的时候，也在争议和猜测明年宏观政策基本走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明年政策走向应和今年基本保持一致，仍是宽财政、稳货币。明年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微观如何挣钱，即如何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高效益？第二，地方政府大量的城市化的投资所引起的未来可能的财政风险如何化解？张平同时认为，明年在常规政策上，首先可以靠扩大赤字的办法进行结构性减税；其次要积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减税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效提升企业资本回报率，稳定经济增长。

7.5%增长目标较合适

《华夏时报》：近来学界有分析认为，在复杂的政经环境下，结构性减速其实已经发生，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大增速可能是7.5%-8.5%，那么明年3月以后的经济增速目标可能被确定为多少？

张平：明年经济增长保持7.5%是比较合适的，既能保障就业，又与当前潜在增长率区间相匹配，是“稳速”目标。

《华夏时报》：外需回落现象还要持续多久？

张平：全球化20年的普遍、持续的繁荣期在2007年就已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了10年以上的再调整过程，外需低速增长正是常态。

《华夏时报》：年底之前经济会否有明显好转？哪些因素起作用？

张平：当前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并没有看到积极好转的因素。以上市公司为例，ROE在下降，而负债率在上升，这意味着用更高的杠杆却没能得到足够的回报率，而当前的利率水平太高，当前PPI为-2.8，基准利率在6.31%，实际利率水平为9%，企业大多拿不到这样的利率，地方政府近年来不断拉高杠杆进行投资，地方信托的利率水平都在10%以上，这么高的资金成本是企业资本回报所难以达到的，而高成本负债也直接抑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加上外需低速成为常态，而消费则是慢变量，因此当前还难言经济明显好转。当前经济能否好转已不能仅仅看宏观指标了，而是要积极看微观效益指标，实际上其好转难度非常大。

建议“稳速增效”

《华夏时报》：关于经济发展中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路径的主张。你认为将会确立什么样的路径选择？明年的经济增长仍将主要由投资拉动吗？

张平：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稳速增效”。整体而言，经济效益提高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决策层业已看到。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期，向着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时期转变。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在《华夏时报》过去对我的多次采访中，我都曾说过，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着结构性收益来获得。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当有些经济部门的效率，系统地高于另一个经济部门时，大家就会把资源集中于这个高效率的部门，从而使这个部门得到超额回报。比如因为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效率高，所以就把大量农业资源集中到工业部门。所谓结构主义的核心就是如此，即通过政府部门干预，把落后部门资源集中到发达的高效率的资源部门里。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逐渐发现，几大关键红利都在下降，比如人口红利在下降，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全球化红利在下降。而城市化，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红利虽然还有，但我们也已经看到，房价上涨得实在够狠，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所以城市化的红利也被透支，其拉动力已经较为平稳，加速经济增长的能量已经有限。这些都导致一个问题，如何提高经济的效率？

扩大赤字用以减税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新一届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张平：明年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微观如何挣钱？第二，地方政府大量的城市化的财政负担所引起的未来可能的财政风险如何化解？

《华夏时报》：在上述背景条件下，提高经济的效率肯定是最重要的任务，但究竟如何提高经济的效率？

张平：要刺激微观的经济增长。这就必须要求降低整个的综合成本，以及企业综合成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企业综合成本当中：税收偏高；企业贷款成本高，企业如果要从市场上获得贷款，将要支付的利息就更高。所以，如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如何降低贷款利率（世界各国在衰退期，可能只有中国有如此之高的利率和坚挺的货币了）？中国无风险利率水平太高，现在中国企业盈利状况差，股市也差，其他方方面面也都普遍感到压力，起码从微观数据上看，税收和贷款利率都太高了。

所以，明年在常规政策上，首先可以靠扩大赤字的办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经济将继续下滑。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赤字用于结构性减税和新能源包括美丽中国建设方面的补贴，财政政策上应为此努力。其次，应该降息。不仅要降息，而且要积极定义市场的一些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不能让市场上的利率全部总处于国家担保之中，因为这样融资成本太高，企业根本承受不了，微观经济难有活路，最终政府也兜不住。

以资产购买解决政府债

《华夏时报》：地方政府正在面临的财政风险问题，明年会通过什么方式加以解决？

张平：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要给予相应解决，这包括正在探讨的分税制改革——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出重建地方税制、重新讨论事权财权重新配置等问题，这是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举措。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要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和资产置换，也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进行资产置换——这几年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建投资，以昂贵的资金价格成本投入大量资产，这将导致未来入不敷出。所以要进行的资产置换，类似于当年AMC的撇坏账模式，如发长期低利率债券对现有的资产进行购买，尝试中国式的资产购买；2、积极解决地方融资正当渠道的开通，并让地方能直接承担风险。

十八大给了很多改革的精神，比如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等，重新定义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这方面的改革首先要削减政府规模，以及至少减少一半以上的行政审批许可（目前行政审批许可达到6000多项），其次的改革正如十八大报告里所说的两个毫不动摇中特别提到给予企业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刺激更多民间投资，破除垄断格局。

在提高效率的时代，政府是很痛苦的，因为它会感到没着没落。原来搞大项目，搞基建，政府一干预，就干起来了，GDP似乎都在政府手中掌控。但在提高效率阶段，将不再是靠政府，而是靠企业自己去努力去激励，这就给政府转型提出很大挑战和压力。

让资金更多转向实体经济

《华夏时报》：对于资本回报率下降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明年政策有怎样的推动来解决？

张平：目前融资成本过高，所有的资金都越来越多地在金融机构之间交易。2009年以来，投放的大量货币通过所谓影子银行或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主体自由交易，理论上应该导致利率下降。但我们现在却看到，不论是信托（准私募债），还是交易所之间的债，或是银行间的债，利率水平都不低。城投信托越发越高，房地产信托也越发越高，这使人们发现，放松管制为基准的改革虽然激发了影子银行的发展动力，但并没有能够有效压低融资成本，也没能够有效地将大量资金都移到实体经济中去，而主要是在金融机构之间交易和在金融机构与政府、房地产商（政策限制的部门）的交易上了。这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如此之多的资金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交易成本始终下不来。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问题。

其具体体现为：第一，需求结构上有缺陷。地方政府无论多高的利率都要借贷，核心问题是其对于如何还贷并不需要很关心，所以其对利率不敏感。而房地产商因为有可能转嫁成本，在这种预期下，也无论多高的利率都要借贷。第二，大家都很少投资实业，因为实业得不到如此高的回报，也不敢要这么高成本的资金。这使得资金主要在金融机构、金融和政府、金融和房地产商的周转，似乎才能获得高收益，收益低了就加杠杆，风险因此加速累积。尽管发展影子银行是金融改革的方向，但其功能和目标都有偏离，成为了绕开监管和拉高杠杆的主要工具。

应真实定义金融风险

《华夏时报》：目前因为影子银行引发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严重，但影子银行代表金融创新的动力也日益受到重视，明年在引导企业、地方和市场健康发展方面应有怎样的政策推动？

张平：影子银行本身无错，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中央政府未能真实定义中国金融的风险。为了稳定，大家越来越发现，政府似乎不用定义风险，所有市场开出的利率都是政府担保的无风险利率，这样利率如何能降下来？融资成本如何能降下来？

影子银行的本意是通过改革、通过多种混业经营和开放多边市场，试图让融资成本降下来，更多投资到实体经济里，但最后却发现如果政府愿意担保一切信用风险的话，利率就降不下来，大家都去高利率无风险的市场上套利。信托目前利率是9%-10%，城投债在市场上发债的利率现在是6%-8%，如果这些都被定义为无风险的利率水平，中国市场的资本回报率如何能够加以满足？

如果为了稳定，为了不会有破产，最后中央政府就都要兜，加上人民币在坚挺，那么国内国外所有的钱几乎都要来中国做无风险套利，这将造成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承担的风险。

所以，如果不定义金融风险，如果敞开了担保所有的金融的信用风险，这将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该暴露的金融风险，要不要暴露？如果不暴露，怎么往下拖？在一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时代，无风险收益率超过6%就已经非常可观，只在中国有，这个市场已经变得不可思议。所以，A股市场还能怎么样？

把增值税率降至15%

《华夏时报》：财税制度改革方面，税制和财政支出会否有重大的调整？特别是支出效益评价，会否建立新机制？

张平：这些方面的作用现在是一个慢过程。现在重要的财税改革一个是营改增，一个是积极准备财政体制调整和新税种的增加。除此之外，明年的当务之急，是把增值税的17%名义税率降至15%甚至更低，加上营改增就等于是直接减税了。

《华夏时报》：财政体制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十八大中已提出要重新拟定，明年这方面会有怎样的进展？

张平：首先是营改增，明年营改增将在全国铺开。但这样的大的改革要真正取得进展，需要一定时间。营改增一方面对于服务业有些减税的举措，另一方面营业税的本质是由地税局征收，增值税由国税局征收，一旦营改增之后，地税局就没工作了。

《华夏时报》：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如何进一步协调配合？是否仍然宽财政、稳货币？

张平：应和今年相一致为好。

《华夏时报》：明年宽财政、稳货币将如何体现？

张平：一般而言，政策应有连续性。但所谓宽财政、稳货币往往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和实践并无太大关系。比如积极财政，实际税收却大幅超收，实际上是紧财政。在世界各国，积极财政只有通过扩大赤字才能实现。所谓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其核心就是要扩大赤字。否则不就是收缩了吗？稳货币在中国主要是将货币供给保持稳定，但中国在已存在巨大的社会融资的情况下，金融能否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如何防范风险才是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