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编辑委员会/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习仲勋传》(上卷)从1913年习仲勋出生写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36年，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详细介绍了习仲勋从出生到新中国成立，由一个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为主政西北地区卓越领导人的光辉历程。

《习仲勋传》(下卷)则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习仲勋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顽强奋斗的革命历程，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编辑推荐

该著编撰历时20年，长达94万字、配以150幅珍贵照片;用详实的史料、传记的手法，最全面地讲述一代政治家习仲勋的奋斗传奇——

年仅20岁的习仲勋为何被陕甘边区的人民称为“群众领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是如何独当一面、如何协助贺龙、彭德怀等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而浴血奋战彪炳史册?

毛泽东为何夸奖主持中央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年轻有为”、“炉火纯青”?

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习仲勋是如何协助周总理工作的?

在遭受诬陷和迫害期间习仲勋是如何坚持真理、坚信党和人民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受命在广东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的?

习仲勋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期间是如何致力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的?

习仲勋如何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关心民族宗教领袖、严格家教家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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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为快

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广东培植死党，安插亲信，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和在组织上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却不够有力，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

正在这时，习仲勋来到广东。他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阅读相关资料，一方面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广东的情况有了基本认识。习仲勋认为，广东省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中央的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有的干部受过去“反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后期批修正主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工作积极性不高;有些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依旧，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干部因“海外关系”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气不顺。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必须用整风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习仲勋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借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领导带头整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骨干通过整风弄清思想，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广东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一个发展过程。六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并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个别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生产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开展省委常委整风。省委领导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开始时，有的同志担心把矛盾揭开，捅出乱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乱，而且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断增强”。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又采取会内会外和上下结合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各自主动承担责任，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敢于讲出来，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习仲勋在后来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时说：“抓纲整风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的好形式。”因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采用整风的方法，可以广泛发动干部起来，联系实际，自己教育自己，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这样就冲破了一些禁区，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

——引自《习仲勋传》(下卷)第二十九章《把守祖国南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