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一生低调 曾称我们欠农民太多

改革先锋杜润生 (2007年3月8日摄于北京)贺延光摄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他的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滑动着手机屏，翻着一屏又一屏的悼念文章，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看着黑色的，直接开门让进吧” 

灵堂设在木樨地22号院的杜家客厅，从11号开始，前往吊唁的人就没停过。门口的保安，已看惯了或穿着黑服或手捧花篮的人，“看着黑色的，直接开门让进吧”，一个保安对另一个小声说道。

差不多15平方米的客厅被急匆匆收拾出来，设作灵堂。靠墙的两个大书柜里塞满了关于经济、农村的书，塞不下的书被扔在了阳台上，窗外便是长安街。

照片上的他，穿着浅色的西服，微笑着。前来吊唁的人，神情肃穆，在老人照片面前，深深鞠躬。

“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他的门生写下这样的挽联。在这个到处堆满书籍，需要扒拉一块才有地方坐的客厅，他们常遭到杜老的提问，有出差回来的常被问及“那里农村怎么样了，你讲讲”。为了照顾他，有时他们会特意去农村跑一趟，“讲讲”。

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站在这个七八个人就转不开身的灵堂，眼神定定地望着照片里的他，“杜老是农村改革的开拓者之一，有同志称他为农村改革的参谋长，名副其实。党中央1982至1986年连发五个“1号文件”，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对推动和深化农村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他的老友、92岁的杜导正提起笔，用力写下：“中国人永远记着你”，墨透纸背。

杜老老家山西太原阳邑的村长要富生，也接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2006年他第一次当选村长时，就跑到北京来拜访他从小仰慕的杜老。

第一次见面，杜老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这一生，从没受过这么深的教育”。老爷子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那一年，杜老92岁。

再后来，他去看杜老，杜老已在医院。他走进去，杜老从床上坐起来，握着他的手说，“哦，村长来了”。

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处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掌门弟子翁永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不同意“杜润生时代”的说法，他解释说，在当时的党和国家权力序列中，杜老师是个小人物，不在决策者之列， “杜老师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幕僚”。

可就是这样一个只是提供咨询意见的“幕僚”，坚守，亦有折冲，在农民与官方之间，在持不同观点的干部之间来回穿梭，推动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在西黄城根九号院，他带领的一批年轻人，从1982年起连续5年，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1号文件”，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九号院”甚至成为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80年代”的标志。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的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