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中国文明（四）——乡存古礼 民含淳风

西周末期，宗法制度在国家层面已逐渐瓦解，但是它在民间社会却得到了普遍传承与发展，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传统的风俗、礼仪与规矩依然存留在乡野民间，并成为滋养中国传统思想的肥沃土壤与社会基础。

秦末陈胜、吴广“苟富贵毋相忘”之怅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质疑，反映了既有社会秩序崩溃之后，下层弱者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对命运安排的不甘以及抗争强权暴政的共同心态。

刘邦是陈胜事业的践行者，由平民登上皇位，找到了一条通过造**而改善身份与追求功名的捷径。任何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外族入侵以及外戚与权臣都有可能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甚至父子、兄弟间都可能因为皇位而弑杀。

如何做到长治久安，成为秦速亡以后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汉初的郡国并行制试图通过制度互补以平息矛盾，但绩效并不明显。探寻传统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结构、应有的运行模式、规范的道德观念，通过教化以安天下成为统治者的又一努力方向。汉武帝时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逐渐上升为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国家学说。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柔也”，是诸子学说中相对比较中庸、平和的理论之一。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

秦汉之后，随着王朝的更替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一次次遭遇了内部危机和外部冲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至少在政治层面颠覆了人们应有的道德观念。

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教育理念以及社会文化思潮，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规模断裂，这种断裂往往与社会的变革与开放呈正相关关系。而我们在应对冲击、救亡图存、追求发展进步过程中的焦虑意识、自卑心态、过激做法，从自身而言，也是缺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性反思与扬弃。

由于广大的农村依然聚族而居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血缘关系的纽带并没有割断，所以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在农村普遍得以存留。最初约束农村宗族行为的依据，主要是参照儒家经典并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执行，并无若干规范的契约制度与条文。后来约定俗成长期传承，逐渐成为大家都愿意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我们称之为乡规民约。

最早的成文乡规民约，可能是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及族人制定的“吕氏乡约”。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保甲法，以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乡村，《吕氏乡约》或是对保甲法的某种回应。

吕氏乡约的宗旨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侧重于乡人的自教与自治。南宋朱熹作《增损吕氏乡约》，在保持吕氏乡约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增加对国家政教和法令的遵奉与贯彻。乡约由此兼具朝廷意志与民间自治精神，成为管理乡村社会、教化百姓的指导性文件。

乡规民约的出现，是基层社会以非组织的方式自我约束与教化的文化自觉，反映了中华礼乐文化由朝廷到乡野、由上层政治约束到平民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在朝廷和民间的共同倡行与推动下，乡规民约举凡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游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的礼仪俗规无所不包，在维护社会秩序、淳化民风、调解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宗法礼乐制度的作用与影响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层面，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随着儒学教化的普及而在民间社会得到认可与传承。顺天应时、敬畏鬼神、慎终追远、恭友睦邻、积德行善、尊老爱幼，在乡下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是做事为人的前提。

樊志民：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组评审专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规划办史学专家组成员、民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杨凌区政协委员等职。大农圈特邀驻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