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时的谭作舟,时年23岁

1925年谭作舟（右）、敖华衮在阳江开展农运时合影

1913年，中学堂复办。它的发展虽因政局动荡而缓慢，但是，它毕竟是新式的中学堂，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不必再为生存而拥挤于科举这座独木桥，获得了人身和思想的大解放。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青年学生有了新的思想武装，看到了新的奋斗方向。中学堂(中学校、县中)的学生也一样有了新的追求。一批革命战士开始成长，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与此同时，留心学问的学生也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确立了努力的目标。

1/ 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战士和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长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国留学，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中有志之士的共识。法国，当时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更是有志改造中国的知识青年向往的留学地。

在阳江，第一个走出国门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学校学生是郑家康。

郑家康，1919年中学校丙班毕业生。1920年，他带着中学校师生的嘱托，赴法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穿梭于法国和德国之间，在德国创办进步刊物，又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发现而驱逐出境。随后，由中共旅法支部转送他至苏联，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读书，并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党组织派他回国，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后由中共组织派至福建、山西、陕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于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江西星子县集中营。1934年，他从集中营越狱，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回来，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最后被锯掉双脚，并受到剥皮的酷刑，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牺牲。

由于客观原因，现在未能搜寻到郑家康更多的斗争事迹材料，但是，仅从现有简单的史料记载中，就可清楚地看到：中学校的学子，在上世纪20年代之初，满怀革命激情，勇于追求真理，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这种精神，足以让中学校骄傲。

还有一位学生，从“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携着“科学”、“民主”的理念，携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到母校传播，为中学校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他就是林振环。

林振环，1913年秋考入中学堂，是民国后第一届甲班学生，于1917年中学校毕业后，在广东高等师范就读一年，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学校第一位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一年，正是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二年，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前一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并亲身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22年，他于北京大学毕业。

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是凤毛麟角，不知有多少职业供他选择。但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教育，并且回到家乡母校当一名英语教师。

林振环到母校任教的行囊，装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以及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杂志。课余时间，他招呼思想进步的学生到房间，把这些书刊介绍给他们阅读，但不允许借出。他还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有所担当。除了在思想上武装学生之外，林振环还常领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以增长才干。1925年6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消息传到阳江，他带领学生参加阳江工农学商各界的游行示威，积极支援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6年3月，他携带阳江各界募捐款毫洋700元，带领他的学生谭作舟、梁济亨、敖华衮等人赶赴广州，慰问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进步学生迅速成长。他们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投身社会，改造中国”成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批学生后来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阳江的老革命、文史专家曾传荣同志对这段历史曾作诗云：“星火纷传到漠江，工农奋斗志昂扬。红旗卷起南天浪，号角先声第一章。”

林振环以他的渊博学问，以他勇立历史潮头的胆色，以他个人的努力，赢得了县中师生的尊重和拥戴。1925年秋，他被任命为阳江县立中学(简称“县中”或“江中”)校长。当了校长之后，他更是锐意整顿校风。曾有一位“官二代”学生犯校规，不少教师主张网开一面，但他不畏强权，力排众议，给了这位学生应有的处分，这对全校的师生震动很大。学校在他的治理下，校风迅速好转，在全县的学校中被树立为榜样学校。与此同时，他努力扩大办学规模，县中的第一届高中班，也是经他于1926年亲手创办的。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林振环因他自己的赤色言行，上了国民党反支派的“黑名单”，幸好他知道风声，马上秘密离开阳江，才幸免于难。但他的几位爱徒却惨遭逮捕。

敖昌骙，1918年考入中学校，因停学一年，有幸与林振环老师于1922年秋后相处一年，受益匪浅。1923年，敖昌骙从中学校毕业，因感国家农业凋敝，农民生活困苦，立志研究农业，当年考取广东大学农业科学院。起初，他还抱着研究土地开发，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观念，寄希望于国民政府投资垦植事业，并疏浚河道、改良土壤，以减灾增收(见敖昌骙发表于1925年2月10日国立广东大学农业科学院学生会会刊《农声报》第一版文章《土地经济的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之关系》)。当他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接触了共产党组织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简单地依靠生产力自身的改进是无济于事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要起来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人民当家作主。1925年春夏之交，敖昌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爆发省港大罢工，他奉命到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任秘书。后又受组织委派，和另一位毕业于县中，后也在广州读书的学生、共产党员敖华衮回到阳江，从事建立中共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

敖昌骙一回阳江，马上着手培养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并组织了新学生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1926年3月初，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共阳江县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阳江县支部建立之后，敖昌骙又与国民党人加紧筹建国民党阳江县党部的工作。1926年3月15日，国民党阳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当选执委兼青年运动委员，5月改兼宣传委员，并主办《两阳民国日报》。与此同时，他还与省农运特派员、也是县中毕业生的谭作舟等发动成立了阳江县农民协会筹备会，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对地主开展减租斗争。县城工运也在中共阳江县支部的领导下逐步展开。阳江县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

正当工农运动迅猛高涨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按蒋介石既定的计划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阳江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同时开始行动，突袭中共阳江县支部所在地，将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与会的有关人员全部逮捕。随后，在全县范围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5月3日，敖昌骙等16人被押解广州，囚于南石头监狱，1928年9月5日，在广州英勇就义。就义前，敖昌骙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四首遗诗，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坚强信念。

其一：

霾障黯重天，豺狼当道前。四郊皆赤血，苦狱泣青年。

其二：

奋斗两三年，锄奸志亦坚。早知遭毒手，恨未御防先。

其三：

狱卒唤吾名，从容就酷刑。人生谁不死，我当享遐龄。

其四：

白色逞恐怖，珠江激怒鸣。英魂长不灭，夜夜绕羊城。

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解广州的16人中，除敖昌骙外，还有6位是县中的毕业生，其中有共产党员谭作舟、陈必灿、黄贞恒、关崇懋，参加中共阳江县支部活动的左派人士梁济亨，还有一位是仍在学的县中学生、县中学生会主席、县学联主席、共青团员冯尚廷。

谭作舟，1920—1924年在县立中学读书。在学期间，关心时政，思想活跃，是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步学生。县中毕业后，他放弃继续升学，于1924年12月，只身到广州，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1925年7月回到家乡雅韶村，与县中的同学、平冈百禄村人敖华衮等人一起开展农民运动，在雅韶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1925年9月至12月，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第五届乙班学员。当届农讲所的主持人是广东农运先驱彭湃。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往广东南路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5月，调回阳江，任中央农运特派员驻两阳办事处主任，并补选为国民党阳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共阳江县支部委员。1927年4月15日，同敖昌骙一起，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在狱中写家书给五弟谭作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并嘱咐在县中读书的五弟好好读书，增长知识，将来报效国家。1928年9月5日，被杀害于广州。

陈必灿1925年秋毕业于县中，后到广州升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组织派回阳江从事党务和工运工作。被害前20天，他在狱中撕开白色衬衣，写下遗书留给父母，句句情真意切，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福祉，敢于舍生取义的无畏精神。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黄贞恒、关崇懋、梁济亨、冯尚廷等七位县中学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县中的大损失，也是阳江革命事业的大损失。但是，革命先烈的鲜血不会白流，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留史册，鼓舞后来者不断前进。

本版图文全部选自《百载芳华——阳江一中简史》

2/ 大革命失败后，县立中学学生再举革命火炬，重新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面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残暴镇压了阳江县的工农革命运动之后，又是县中的学生，踏着烈士的足迹，在阳江重新点燃革命的火种。

许高倬，在县中毕业，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脱险后离开上海回到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许高倬并没有因革命一时转入低潮而气馁。他找到曾在县中一起读书并曾有共同革命理想的廖绍琏、冯君锐，试探他们对形势的看法。

廖绍琏，1926年在县中毕业，考入国立广东法学院，1927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冯君锐，1925年毕业于县中，当年考入中山大学，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

其实，他俩既是同学，又是革命同志。既然志同道合，他俩和许高倬三人一起于1927年暑假即回到阳江，重举火炬，继续战斗。许高倬回到母校县中当了一名美术教师，以此为掩护，联系阳江未曾被捕的少数共产党员，逐渐恢复党的活动。1927年冬，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重建了阳江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阳江县委，许高倬任书记。后来，廖绍琏、冯君锐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冯君锐暴露了身份，被中山大学开除了学籍，并被通缉。2人重返阳江，廖绍琏继续跟随许高倬开展党的活动。冯君锐改名陈光，隐蔽于阳江三区丹载小学(即现在的阳东县东城镇丹载小学)，发展农村党员，建立农村革命据点，组建了丹载党支部。1928年春夏间，在丹载成立了中共三区区委。不久，中共阳江县委改组，冯君锐被选为县委书记，中共阳江县委领导机关搬到了丹载小学。这里，成了中共阳江县委的指挥中心。

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先进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各种形态社会的脊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县中的优秀学生勇于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有一些学生，在革命的氛围中读书，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以图将来报效人民、报效国家。杰出者如1936年夏在县中初中毕业的学生黄德鸿。

黄德鸿，于1933—1936年在县中读初中。他的语文老师谭国文，是一位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青年教师，他不是把语文教学单纯作为语言技术训练，而把语文教学作为思想、文化的陶冶教育。他讲授语文课，注重以语文知识为纽带，引导学生展开鲜活灵动的哲理思考和生命体验，学生深受教益。黄德鸿是很受谭国文老师器重的一名学生，每逢假期，谭老师都会热心地给他介绍新书，如鲁迅的《彷徨》、《呐喊》，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还有茅盾、郭沬若等名家的作品，使他的思想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1936年秋，因县中停招高中，他报考广州广雅中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他在广雅中学只念了两年高中，1938年秋就参加了高考。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每个热血青年都思索着国家、民族的命运。黄德鸿看到中山大学设有“社会学系”，立即报考了这个系。他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在中山大学，他一面发愤读书，一面关心抗战的形势。1938年底，日本军队侵犯广东，迫近广州，中山大学紧急疏散。他没有随校撤离，而是返回了阳江。1939年春，黄德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组织委派到开平三埠赤坎参加党训班，然后派返家乡表竹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动青年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短短几个月，他出色完成了党组织的任务，还集中了全村64支枪，组建了表竹自卫队，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中山大学转移到云南复课，他经党组织同意，回校继续求学。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48年，32岁的他当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教学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在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1962年，调到暨南大学。他看到国家的工业始终会腾飞，研究的方向便转到工业经济。1963年，他与暨南大学另一位教授共同领衔，在校建立了广东高校第一个工业经济专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专业锲而不舍，不懈努力。

开放改革之后，黄德鸿教授的研究热情更加高涨，经常带着学生深入工厂，开展调查研究。《试论广州市工业经济效益的现状及其提高的途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创广东工业营销新局面》、《广东工业结构对科技发展战略的影响》、《略论广东技术引进的一体化及其对策》等一篇篇论文，以及参与编写的高校教材《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与人合著的《管理学纲要》、《企业领导学——理论方法艺求》、《应用劳动经济学》等一本本著作，就是他情系国家工业建设的心血结晶。1986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工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并批准在暨南大学设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培养工业经济学的博士点。

革命年代，黄德鸿是一个深明民族大义的革命战士，建设和改革年代，他又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一生情系人民，情系国家。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从县中走出来的学生，黄德鸿就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革命烈士陈必灿狱中遗书

父母亲大人膝下：跪禀者，儿今死矣，两大人二十二年之教养，一朝遗弃矣。兄嫂友爱之提携，亦归于乌有矣。儿之先母、长兄、三姊、八姊、九姊及幼侄，已在九泉呼儿之名侍儿之叙首矣。嗟乎!人谁不死，所差者轻重早迟耳。今儿之死时虽早，而名则重也。儿呱呱堕地时，已带一点慧根，与人儿异，此是阿母常说之言且夸耀于人者。及儿长也，得两大人之训诲，师友之教益，虽无英豪伟大之怀抱，亦不敢违天生我才必有用之意旨也。然因天赋于儿之厚，故儿之感触亦良苦。盖儿生适乱世，睹民生之涂炭，社会之不良，有令儿不能恝然置之者;况儿个人亦感有切身痛苦在乎!是以投身党国，参加革命，冀幸救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于祍席之上，而不负十余年之所学，救人亦是自救也。夫天存好生之德，人有恻忍之心，儿之为此，即所以应天道顺人心，非自私自利者可同日而语。讵知天常靡常，人心叵变，顺天者反致逆天，救人者转为人害，乃竟以此而贻两大人无涯之哀痛。吁!主宰者已是如此安排，儿何恨哉!圣人忧世，降麟以终，儿虽不敢望先圣于万一，然儿死之后，明智者当能认识，社会定有公评，今日之死适足为异世之光，两大人且享其训子有方之荣誉，生儿如此，两大人又何以悲耶?设使儿生而庸庸昧昧，茫然乎人生之意义，与世相浮沉，不为此大丈夫应为之事业，是有生亦等无生，两大人有子亦即无子，何足贵耶?今儿先天下之忧而忧，且为谋多数人之幸福而死，生不负有生之时，死能名于已死亡后，此则儿虽死实为不死，两大人无子实为有子，幸何如之!今也天涯地角，隔绝阴阳，绿草清风，长邀明月，魂兮不渺，应来父母之前;心实有灵，惮听兄嫂之哭。惟是天恩未报，殊深遗憾于今生。须知子道常存，定必酬还于再世。最痛心者，双亲年老，奉养需人，不无泣血九泉，哀伤五内矣。澜斑墨泪，著纸糊模，生不能话别于父母之前，故拟此为最后之禀命。

谨此

虔祝

双安 并致兄、嫂暨侄儿吉安

将死之儿阿统留禀

古历七月初一日写于公安局扣留所七仓

(注：阿统为陈必灿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