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十条”的主要任务是“安全管控”，而非大刀阔斧地治理。CFP图

不过，这显示了土壤污染治理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技术积累不足。“土壤污染是疑难杂症，现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病情不加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做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土壤污染的现实危害。发达国家通常在没有能力修复时，通常也采用风险控制的办法降低土壤污染的危害。”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说，他参与了“土十条”的编制工作。

相较于水和大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相对滞后，“土十条”首要任务还是摸清家底，目标也很长远——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才能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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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和“气十条”“水十条”中要求PM2.5降低25%、Ⅲ类水体达到70%以上等具体指标不同，土十条并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采取分用途、分类别、分污染程度、分阶段的差异化防治措施。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累积性、扩散慢、治理周期长的特点，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以‘治’为主的思路不同，土十条的编制思路突出了‘防’和‘控’。”王夏晖强调。

这一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土十条’三年的编制过程也是编制人员、管理人员的认识过程。”谷庆宝说，“颁布之后，有些地方官员的认识还得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加大宣传。”

因此谷庆宝呼吁，媒体惯用的“毒地”一词不太确切，也过于绝望，因为种粮食不行，不意味着种草、种树也不行。

环保组织也在“土十条”中看到了希望。包括各地土壤环境状况等11处信息被要求向公众公开，公益诉讼也被积极鼓励。这将大大改变政府隐蔽土壤数据、不回应环保组织信息要求公开土壤数据的局面。

不过，“土十条”并非完美。陈同斌认为“土十条”充分关注到农产品安全和人居健康，对土壤环境质量本身还应该更重视一些。虽然和水、气不同，人们不用通过饮水和呼吸直接接触污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湖南有的地区，新生儿体内重金属超标，这很可能和扬尘有关；下雨的话，被冲走的土壤也可能影响饮用水。“受污染的土壤在生态系统中也许是一个污染源，不能仅仅关注吃和住的安全。”陈同斌说。

虽然“土十条”提到了PPP和绿色金融，但已有的案例也会遇到困难。例如，在被称为“岳塘模式”的湖南竹埠港地区，虽然地方政府和公司成立了投资有限公司，但是成立时间短、资产规模不够，融资能力不强，除了土地之外，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也严重不足，只好发行地方债券和银行贷款，但门槛都很高。

因此，王夏晖也建议，可参照德国、英国等国的生态银行，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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